，”她说，“精神异常的人不会这样深思熟虑、有计划地犯罪，刻意挑选巴黎和这里的首席法医。两位都是女性，都负责他的受害者的验尸工作，因而和他有了某种荒谬的亲昵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比情人更亲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们等于是目睹了一切。看见他碰触、噬咬了哪些部位，触摸了他曾经触摸的身体，看着他和那些女人做爱——因为那正是尚多内和女人做爱的方式。”

    “很恶心的想法。”她的心理剖析很令我反感。

    “有固定模式，有计划，一点都不随便。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他的模式，凯，而且得摒弃个人好恶和情绪。”她停顿了下，“面对他的时候你不能抱着私人情感，不能被仇恨淹没。”

    “我没办法不恨他这样的人。”我坦白地说。

    “真的厌恶或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难花时间和心思，也不会有兴趣去研究他。可是对尚多内我们必须保持兴趣，强烈的兴趣。我需要你对他保持兴趣，前所未有的兴趣。”

    博格这番话我并不反对，她只是指出一个关键点，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想把心思花在尚多内身上。“我一向都是被受害者驱使着，”我博格说，“从来就没想主动花时间去探索那些浑蛋罪犯的内心世界或灵魂。”

    “你也从来不曾牵涉进这类案子，”她说，“从来不曾被当作嫌疑人看待。我可以帮你脱离这困境，但需要你的协助，让我进入尚多内的内心世界，进入他的心灵。我要你别再恨他。”

    我沉默不语，强忍着绝望和愤慨的泪水。我不想再被尚多内剥夺一丝一毫。“你怎么帮我？”我问她，“你在这里又没有司法权，黛安·布雷案不是你的案子。你可以根据莫利诺法则把布雷案运用在苏珊·普雷斯案的起诉上，但我却被隔离在外，因为我正面临里士满大陪审团的调查。若有人蓄意让我背黑锅，陷害我为杀害布雷的凶手，让人以为我精神错乱，我就更不可能参与其中。”我深吸一口气，心脏猛烈撞击着。

    “还你清白的钥匙也是我在找的钥匙，”她说，“苏珊·普雷斯案。你怎么可能跟这案子有任何牵扯？你又怎么可能篡改这案子的证物？”

    她等着我回答，好像我有答案似的。她的问题令我不知所措。我跟苏珊·普雷斯案毫无瓜葛，这是当然的。

    “我的问题是，”博格又说，“倘若苏珊案的DNA分析报告和这里甚至巴黎的几件案子里DNA样本的完全一致，那不就表示所有这些案件里的凶手是同一人？”

    “我觉得陪审员不见得会信服这一点而忽略合理的怀疑，只要找出可能的杀人理由就够了。”我回答，尝试在进退两难之境中扮演魔鬼的辩护者，“那把带有布雷血迹的尖头锤是在我的屋里发现的。有收据可以证明我买了一把尖头锤，但它已不翼而飞。这一切就像冒烟的枪那么显而易见，不是吗，博格小姐？”

    她按着我的肩膀。“回答我，”她说，“你杀人了吗？”

    “没有，”我回答，“没有，我没杀人。”

    “很好。如果是你干的，那我就完了。”她说，“我需要你，她们需要你。”她望着车窗外那栋冰冷空寂的房子，意指那些遭尚多内毒手的受害者，那些没能逃过一劫的女性。她们需要我。“好吧，”她回到我们此行的目的上来，“他闯入她的大门。屋里没有打斗迹象，他一直等到两人进了房间，也就是进了卧室时才开始攻击。我们没发现她试图逃跑或自卫的迹象。难道她没设法拿枪？她是个警察，她的枪到哪里去了？”

    “我只知道他强行进入我屋子的时候，”我回答，“他曾试图拿外套蒙住我的头。”我尽量替她解惑，感觉像在谈别人的事。

    “这么说他可能是用外套或什么盖住布雷的头，让她无法动弹，然后把她押进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