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外信封写地址的时候，把字迹印在内信封上了。”

    露西也走到我背后贴近了看。“苏珊·普雷斯也住在那附近。”她说。

    不止这样，更奇怪的是，这封信的寄出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正是苏珊·普雷斯遇害那天。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别管人家的闲事？

    我想象本顿收到这些恶心变态信件时的情景，想象他待在我住处的房间里，面对开着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调制解调器，公文包和咖啡放在手边。他在便签纸上写道，他判断那是“勒索”字体，并且分析其中的含义。付出代价以获得释放。赎回。从罪恶中解放。我看着他的笔迹。也许就在他读着这封信，在字典里翻找“勒索”的解释时，我正从走廊走进书房，或者正在厨房里，而他却一个字也没提。露西解释说这是因为本顿不想加重我的负担，况且让我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我一样无能为力，她补充道。

    “仙人掌、百合、郁金香，”麦戈文翻着档案内页，“看来在匡提科有人匿名送他花束。”

    我开始翻看几十张只写着“无声电话”和日期时间的纸条。这些电话都是直接打到他在行为科学研究小组办公室的专线，来电显示器上无一不显示着“无法获悉”，表示很可能是用手机打的。本顿只注明，这些电话挂断之前都有线路停顿的现象。麦戈文指出这些花的订购点是列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花店，本顿也打电话去查过。露西立刻打到查号台询问，得知这家花店还在营业。

    “这里有张纸条记着付费信息。”我简直不忍看本顿那小而乱的笔迹。“邮购，花是邮购的。现金，他还写了‘现金’。所以此人是用邮寄现金和订购函的方式买的花。”我翻回前面的索引表，发现从五十一到五十五项都是花店收到的订单。我翻开这几页。“机打表格，没有签名。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郁金香，指定送到本顿在匡提科的办公室。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仙人掌，等等，信封上盖的都是纽约的邮戳。”

    “老伎俩，”露西说，“寄给纽约邮局局长。问题是，真正的始发地究竟是哪里？”

    我们无从得知。至于外面那些信封，邮局办事员肯定一打开就丢进垃圾桶了。就算找到了，上面很可能没注明寄信地址，顶多有个邮戳。

    “这家花店大概以为他只是个不爱用信用卡的怪顾客吧，”麦戈文说，“或者在搞外遇。”

    “或者是个囚犯。”我不由得想起嘉莉·格雷滕。我能够想象她从柯比疗养中心寄出信件。信封套信封，外层写着某邮局局长收，避免医院人员看出真正的收信人，花店和本顿。选择纽约的邮局也很合理，因为她可以在电话簿上查到纽约各个邮政分局。以我对嘉莉的了解，她绝不会在意暴露寄信城市，她只是不想惊动医护人员。她同时也是罕有的精于操控利用他人的女人，做事必有其缘由。本顿是在分析她的心理，她又何尝不如此对待本顿。

    “如果是嘉莉，”麦戈文脸色凝重地说，“我们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和尚多内以及他所犯下的那些案子之间的关联了。”

    “一定是她，”我气愤地往后推开椅子，“她也知道那封寄出戳的日期和苏珊·普雷斯遇害的日期相同的信会让本顿火冒三丈。他也果真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

    “还挑了一家在苏珊·普雷斯住处附近的邮局。”露西说。

    我们就这么作着种种揣测和假设，直到傍晚才终于决定开始吃圣诞晚餐。我们叫醒了马里诺，一边告诉他我们的发现并继续讨论，一边吃淋了甜红醋和冷压缩橄榄油的蔬菜、甜葱和番茄。马里诺好像饿了几天似的，囫囵吞咽着意大利面。经过一番辩论和推理，一个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倘若嘉莉·格雷滕就是写信恐吓本顿的人，并且和尚多内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