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故意让你难过，”查克说，“而且希望你明白，我理解这种事多么令人难过。我是说你最近经历的不幸。”

    我不想再听人提起我的不幸。

    “谢谢你的体谅，查克。”我定睛注视着他，直到他扭过头回避我的目光。

    “波瓦坦那具尸体应该运来了，也许我该去查看一下。”他急于离开。

    “去吧，别忘了把这具尸体放回冰柜。”

    房门在他身后关闭，屋里恢复了寂静。我翻检完最后一块皮肤，将其拉伸，用别针固定在砧板上，又拉扯着进行测量。此间，偏执的凉意和自我怀疑一点点渗入我原本坚不可摧的自信的堡垒。最后，我把软木砧板放进手术托盘，用一块绿布覆盖后储存在冰柜里。

    随后我到更衣室淋浴，换上干净的衣服，趁机清理脑中的疑虑和怒气。我休息片刻，从容地啜饮着咖啡。咖啡壶的底部已旧得发黑。我去找办公室总务，给了她二十美元作为一笔新的咖啡基金。

    “珍，你见过我的上网聊天记录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但略显不安。接着我去找克莉塔和波丽，问了她们同样的问题。

    克莉塔红了脸，垂下视线说：“见过几次。”

    “波丽呢？”我问。

    她停止打字，同样满脸通红。“有时会看。”她答道。

    我点了点头。“那不是我，”我对她们说，“有人在冒充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

    两位同事显得十分困惑。我不敢确定她们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理解你们发现那些所谓的聊天内容时为何没对我提起，”我继续说，“设身处地地想想，我或许也会这样做。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如果你们知道可能做这件事的人，请告诉我，好吗？”

    她们好像松了口气。

    “太卑鄙了，”克莉塔激动地说，“无论是谁干的，都该被抓起来投进监狱。”

    “很抱歉我没把这事及时告诉你，”波丽懊悔地补充道，“我实在想不到谁会做这种事。”

    “但那些话看起来真的很像你说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克莉塔说。

    “像我？”我皱着眉头说。

    “你知道，那人经常提供一些有关灾害预防和安全措施的建议，以及如何处理各种伤痛等医学知识。”

    “你是说很像医生，或者受过专业护理训练的人说的话？”我愈发难以置信。

    “无论那人是谁，听起来的确很内行，”克莉塔回答，“但比较口语化，不像在读验尸报告之类的东西。”

    “现在仔细一想，”波丽说，“我又觉得不太像了。”

    我发现她桌上翻开的案件文件夹里有一张电脑绘制的彩色照片，一名遭到枪击的男子，被击中的头部有如血淋淋的蛋杯。就是这位受害者的妻子从监狱里写信给我，对我提出各种荒谬的指控以图敲诈勒索。

    “这是什么？”我问。

    “显然是《里士满时报快讯》和检察长办公室听说了这个疯女人的消息，埃拉·赫伯特不久前才打电话询问这件事。”她说。

    埃拉·赫伯特是本地报纸的社会新闻记者，他打来电话很可能意味着我被起诉了。

    “接着哈里特·卡明斯打电话给罗丝，要一份他的档案复印件，”克莉塔解释道，“看来这个女人对她丈夫的死因陈述又有了最新版本，说他把枪塞进嘴里然后用脚趾扣了扳机。”

    “那个可怜人死去时穿着军靴，”我说，“不可能用脚趾扣动扳机。况且他是后脑近距离中弹的。”

    “真不知道这些人都怎么了，”波丽叹了口气，“不是说谎就是诬陷，一旦坐牢就开始兴风作浪到处起诉。真是太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