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向马里诺，背靠墙壁，似乎双腿不足以支撑身体的重量。

    “哇，你知道这里的威士忌有多贵吗？”马里诺关上小冰箱时说道。

    “我不在乎。”

    “反正是国际刑警付钱。”

    “我要抽烟。”我又说。他替我点了根万宝路，第一口烟猛烈地冲击着我的肺部。

    他端给我一杯加冰块的纯麦芽威士忌，另一只手握着罐贝克啤酒。

    “我想说的是，”他继续刚才的话题，“既然国际刑警能够用电子机票、高级酒店和协和客机完成所有秘密任务，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编造其他情节呢？”

    “他们不可能编造出他被一个精神病人谋杀这种情节。”我说。

    “当然可以。也许那正是最佳时机。”他喷出烟雾，咕咚吞了口啤酒，“重点在于，我认为没什么事伪造不了，如果你考虑得足够周密。”

    “DNA也确认了……”

    我几乎无法言语，被压抑许久的种种影像一股脑儿涌现出来。

    “你不能确定那些报告是真实的。”

    “够了！”

    但啤酒击碎了他的自制力，漫无边际的臆测、推论和期盼不断冒出。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我打了个寒战，阴暗荒芜的内心一角忽然闪现一丝光亮。我迫切地想要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凌晨五点，我衣着整齐地睡在沙发里，头痛欲裂，嘴里尽是烟臭，呼吸充满酒气。我冲了个澡，然后久久盯着床边的电话。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震惊、惶恐，同时无比困惑。

    此刻费城已近午夜，我给当地的首席法医范斯·哈斯顿留了信息，给了他我房间的传真号码，然后在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在大厅里见到马里诺后，我没有多说，只淡淡道了声早上好。

    楼下正进行开餐准备的自助餐吧传来一阵清脆的餐具碰撞声，清洁人员用刷子抹布清洗着玻璃门。时间尚早，还未供应咖啡。一位女士将貂皮大衣搭在椅子上，此外就再无如此早起的客人了。酒店门前，一辆奔驰出租车正在静静等候。

    司机面色阴沉且有些急躁。我揉着太阳穴，望着车窗外面的摩托车一路狂飙而过，在拥挤的车流夹缝中左冲右突，从狭窄的隧道中呼啸蛇行。这不禁令我想起那场让黛安娜王妃丧生的车祸，又一阵沮丧袭上心头。

    还记得那天醒来刚得知这则新闻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愿相信这类世俗、偶发的意外会降临到我们的偶像身上。被一个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点都称不上光荣或者高尚。死亡是公平的，它才不会在乎你是谁。

    天空灰蓝，刚清洗过的人行道湿漉漉的，绿色的垃圾箱沿街排开。车子颠簸着驶过协和广场的石子路后沿塞纳河前行。视线被围墙阻隔，我们几乎看不见河流沿岸的景致。里昂站外的数字钟显示着七点二十分，站内熙熙攘攘，不少人挤进阿歇特书店买报纸。

    我在一位抱着贵妇狗的妇人后面排队等候买票。一名五官犀利、穿着讲究、满头银发的男士让我心头一震，远远望去他实在像极了本顿。我忍不住在人群中搜寻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找到他。我的心怦怦直跳，似乎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打击。

    “咖啡。”我对马里诺说。

    我们坐在旅人餐厅的吧台前，侍者送来装在褐色小杯子里的浓缩咖啡。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马里诺发着牢骚，“我只需要普通咖啡。能给我一点糖吗？”他对吧台后面的女人说。

    她把几包糖丢到吧台上。

    “我想他还需要一些鲜奶。”我对她说。

    她点点头。二十分钟内，马里诺喝下了四杯咖啡，吃了两份火腿面包，抽了三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