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考虑，他和家人都住在这栋大楼里。”塔利说。我们经过看似普通的办公区和在里面忙碌的看似平常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要去见他。”

    “很好。也许他不介意说明一下要我们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里诺说。

    塔利打开一扇气派的深色木门，一个带有英国口音的男子彬彬有礼地前来迎接，介绍自己是公关总管。他为我们叫了咖啡，然后通知乔治·米罗秘书长我们已经到达。几分钟后他带我们进入米罗的私人办公室，一位仪容威严的灰发男子坐在一张黑色皮革办公桌前，四周墙壁上挂满奖章、古董枪械和许多来自异国的赠礼。米罗起身和我们握手。

    “请随意。”他说。

    他领我们到窗前的会客区坐下，窗外便是罗讷河的风光。塔利从另一张桌上拿来一个厚厚的多层文件夹。

    “我知道二位一定备感煎熬困惑，并且累坏了，”他措辞谨慎有礼，“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尤其这次通告十分紧急。”

    他莫测的神情和军人的威仪没有泄露一丝内心，其存在似乎让周围的一切黯淡失色。他坐在摇椅里，交叉双腿。马里诺和我坐沙发，塔利坐在我对面，文件夹搁在地毯上。

    “塔利探员，”米罗说，“你来开头吧。”又转头对我们说，“二位不介意直接切人重点吧？时间有限。”

    “首先，我想解释为什么烟酒枪械管制局会和你们的案子扯上关系，”

    塔利对我和马里诺说，“你知道贩毒高发地区计划吧？或许你的外甥女露西告诉过你？”

    “她和这件事无关。”我不安地说。

    “也许你已经知道，贩毒高发地区计划有许多暴力逃犯的缉捕工作正在进行，”他继续说道，“调查局、药品管制局、地方执法部门，当然还有烟酒枪械管制局，这些机构经常针对高度紧急或复杂的案件，整合彼此的资源联合办案。”

    他拉了把椅子坐到我面前。

    “大约一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调查发生在巴黎的几桩凶杀案，我们原本以为作案的凶手就是你们发现的那名死者。”

    “我不知道巴黎有什么连环凶杀案。”我说。

    “法国对媒体的管制比贵国略严，”这时秘书长说，“媒体当然对此进行了报道，斯卡佩塔医生，但很少会透露细节，或者危言耸听、追求轰动。巴黎公众知道有个杀人犯在逃，我们也警告所有妇女别轻易开门让陌生人进入家里，但仅此而已。我们认为披露死者的伤痕、残破的骸骨、被撕裂的衣服、咬痕和性凌虐等细节没有丝毫意义。”

    “狼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我问。

    “由他得名。”塔利说。他的目光几乎触及我的身体，但随即如小鸟般飞走。

    “凶手？”我问，“你是说，这是凶手对自己的称呼？”

    “是的。”

    “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马里诺不客气地插嘴。从他的动作和表情看来，我知道他又要找碴了，塔利犹豫片刻，瞥了一眼米罗。

    “这浑蛋干了些什么？”马里诺追问，“在现场的小纸条上留下自己的昵称？还是像电影中那样把名字刺在受害者的尸体上？这就是我讨厌重要机关介入这类该死的白痴案件的原因。侦办刑事案件最理想的人选就是像我这种成天在外面到处闲逛、不怕弄脏鞋的粗人。一旦让那些了不得的机构和电脑系统介入，整个案子就变得刺激，变得复杂了，但其实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你们认定的那种高智商——”

    “你错了，”米罗打断他，“狼人非常聪明。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们他叫狼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给谁的信？”马里诺好奇地问。

    “我。”塔利说。

    “什么时候？”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