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去了纽约。”乔说，“格林威治村，一家叫红果子的酒吧。”

    “你认为她去了纽约？”我诧异地问。

    “酒吧老板叫安，当过警察，”她声音颤抖，“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她每次失踪都让我害怕得要命。她每次想不通时都会这样。”

    “我知道。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后，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乔，顺利的话你近期应该就可以出院了，”我微笑着说，“你想去那里？”

    “我不想回家。你会去找她的，对吗？”

    “你愿意和我住在一起吗？”我问。

    “我父母不是坏人，”她喃喃道，镇痛剂不断滴下，“他们只是不明白。他们认为……到底有什么错呢？”

    “没错，”我说，“爱永远不会错。”

    她的意识有些模糊了。我离开了病房。

    她父母就在门外，看起来哀伤而又疲惫不堪。

    “她怎么样了？”桑德斯先生问。

    “不太好。”我说。

    桑德斯太太哭了起来。

    “你们有权利选择相信什么，”我说，“但目前看来，阻止露西和乔见面并非明智之举。这样做只会让她更加恐惧、更加沮丧，甚至让她失去生存的意志，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

    他们没有回应。

    “我是露西的姨妈。”我说。

    “我想她迟早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桑德斯先生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拦着她。其实我们只是在尽力替她着想。”

    “这些乔都知道，”我说，“她爱你们。”

    他们没有道别，只目送我走向电梯。我一回到家就给红果子酒吧的安打了电话。电话那端一片嘈杂，隐约听得到乐团的演奏。

    “她不太舒服。”安对我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会照顾她吗？”我问。

    “我已经在这么做了，”她说，“稍等，我去叫她。”

    “我见过乔了。”露西接听时我说。

    “哦。”她简短应道。显然已喝醉了。

    “露西？”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她说。

    “乔爱你，”我说，“回来吧。”

    “回去做什么？”

    “我们可以把她从医院接回家，由你来照顾，”我说，“你至少可以这么做。”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凌晨两点我下了床，到厨房泡了杯药茶屋外雨骤风急，雨点重重地敲在屋顶和阳台上，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想到锁在公文包里的棉棒采样、毛发样本和咬痕照片，我忽然觉得凶手似乎就在身边。

    我感觉得到他的存在，似乎属于他的每样东西都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邪恶。仔细想想真是讽刺，国际刑警召唤我远赴法国，结果我取得的唯一合法证物竟然是装在布洛芬药瓶里的塞纳河河水。

    凌晨三点，我坐在床沿给塔利写信。我揉掉一张又一张信纸，久久无法落笔。对他的思念让我害怕，与他做过的事让我恐惧。现在我遭到了报应，罪有应得。

    我又撕掉一张信纸，久久望着电话，一边计算着里昂此刻几点，想象他正穿着优雅的套装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开会或陪同某人，丝毫不曾想起我。我想着他那健壮光滑的躯体，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会了扮演如此迷人的情人角色。

    我来到办公室。将近法国时间下午两点时，我决定打电话到国际刑警总部。

    “……你好……”

    “请接杰伊·塔利。”我说。

    电话被转接了。

    “贩毒高发区计划小组。”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迟疑片刻。“是杰伊·塔利的分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