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了，”他说话时我正把车停在他的卡车后面，“或许根本没什么实质意义。”

    当然有这种可能。

    “又怎么了？”他拿起呼叫器，瞟了眼上面显示的电话号码。“可恶，又出事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进屋。”

    我很少进入马里诺的房子，上一次好像还是在感恩节时，我拿着自制面包和一盒特制炖肉前去探望他。当然，那时他已经挂了满屋子的奇特装饰，一串串彩灯闪闪烁烁，还摆了好几棵圣诞树。有一列绕着飘雪小镇打转的电动火车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那次，马里诺用酒精浓度为百分之五十的弗吉尼亚闪电私酿酒调配了蛋酒。老实说，那天我实在不该开车回家。

    此刻他的屋子则显得昏暗单调。绒毛地毯中央摆着他最爱的躺椅，火炉上方的架子上陈列着多年来赢得的保龄球奖杯。大屏幕电视或许是屋里最高级的一件家具了。我陪他进了厨房，一眼看见油腻的炉子、堆满了的垃圾桶和水槽。趁他打电话时，我打开热水，蘸湿海绵开始四处擦洗。

    “你不必这样。”他轻声对我说。

    “总得有人做。”

    “喂，”他对着话筒说，“我是马里诺。什么事？”他仔细聆听了一阵，眉头深锁，脸色绯红。气氛忽然紧张起来。我开始洗碗盘，数量还真不少。

    “他们査到了什么程度？”马里诺问，“不，我是说，他们确认机位了吗？哦，确定？这次他们敢肯定了？是啊，没错，没人记得。全世界的人都迷迷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对吧？”

    我小心冲洗着玻璃杯，再将它们放在毛巾上沥干。

    “我同意，行李的事确实很怪异。”他说。

    我用光了最后一滴洗碗剂，又从水槽下找出一块干瘪的肥皂。

    “你到那里后，”他继续说，“不妨顺便査一下在斯帕克斯农场上空盘旋的那架白色直升机。”他稍作停顿，“也许在火灾之前，可以肯定的是之后也出现过，因为我在火灾现场亲眼看见了。”

    马里诺又安静地听了一会儿。我开始洗涤叉匙，出人意料的是他忽然说：“你要跟你姨妈说说话吗？”

    我僵在原处，呆望着他。

    “给。”他把话筒递给我。

    “姨妈？”露西似乎和我一样惊讶，“你在马里诺家做什么？”她问。

    “清洗。”

    “什么？”

    “你那里还顺利吗？”我问她。

    “马里诺会向你解释的。那架白色直升机的事我会查清楚的，它总得停在某个地方加油，或与利斯堡的飞行服务站联系。这些都可能留下航线信息，不过也不一定。我该走了。”

    我挂断电话，忽然有种被忽略的感觉，心头蹿起莫名的怒火。

    “我想斯帕克斯确实惹上麻烦了，医生。”马里诺说。

    “出了什么事？”我焦急地问。

    “似乎是火灾发生前一天，也就是周五，他出现在杜勒斯机场，准备搭乘晚上九点三十分的班机。他办理了行李托运，却没有在终点站伦敦把行李提走。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办了行李托运，在登机门前把机票给了空服人员，然后转身离开了机场。”

    “国际班机是会清点旅客人数的，”我提出质疑，“如果他没登机，也一定会被发现。”

    “或许吧，但能爬上今天的位子，就说明他相当不简单。”

    “马里诺……”

    “等等，听我说完。斯帕克斯的说法是，第二天，也就是周六早上九点四十五分他搭乘的飞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时，安保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这是英国时间，换算成我们本地时间是凌晨四点四十五分。他从安保口中得知农场失火的事后立刻乘坐联合航空的班机飞回华盛顿，所以没去提领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