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使用肉锯，这很可能是职业需求，或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如此。

    “据我们了解，爱尔兰的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在十年前。”我对电话那头的马里诺说，“过去两年，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发现了四起案件。”

    “你认为他歇手了八年？”他说，“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别的案子入狱了？”

    “不知道。也许他在其他地方作案，只是各地警方没有将那些案件联系起来。”我说。窗外的风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南非也有连环杀人案，”他含糊自语，“还有佛罗伦萨、德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真是的，一想起这种事，你就会发现他妈的到处都有。嘿！”他用手掩住话筒，“还是办你自己的案子吧。你以为这是什么？社会福利吗？”

    他背后响起一阵男性的嘈杂对话，有人播放兰迪·特拉维斯的歌曲。

    “看来你们玩得很开心，”我淡淡地说，“拜托明年也别邀请我。”

    “真是群野兽，”他咕哝着，“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还作弊。不要问我为什么找他们来。”

    “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试图冲醒他的醉意。

    “好吧，”他说，“如果这家伙是在都柏林起的头，也许我们该锁定爱尔兰人。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来。”他脱口而出，“看起来我们必须去趟匡提科了。你告诉本顿了吗？”

    本顿·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的组长，我和马里诺是该小组的顾问。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回答得有些迟疑，“也许你可以向他提一下。我会尽快赶回去。”

    “最好明天就回来。”

    “我在这里的演讲还没结束。”我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你去演讲。你光演讲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做。”他说。我知道，他又要开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我们把暴力输出到别的国家，至少也该将我们多年来研究犯罪案件所得的经验传授给人家……”我说。

    “演讲不是你留在那个妖精国度的真正理由，医生，”他像拉开易拉罐一样砰地打断我的话，“你清楚得很。”

    “马里诺，”我警告他，“住嘴。”

    但是他毫不理会。“自从韦斯利离婚，你就尽可能找各种借口溜到城外沿着黄砖路晃荡。现在你不想回家，只因你不愿面对现实，看看自己手上的机会并加以把握。让我告诉你，你不如立刻打个电话，或者干脆放手……”

    “我知道。”我温和地打断他出于醉酒的好意，“马里诺，别熬夜。”

    <er h3">二

    法医办公室位于斯铎街三号，正对海关大楼和中央巴士站，靠近码头和利菲河。这是一栋小巧的老旧建筑，一条窄巷通向它沉重的黑色后门，门上漆有白色的大写“停尸间”字样。我登上台阶，在乔治王朝风格的入口处按了门铃，茫然等候。

    在这个冷冽的星期二清晨，树木已显秋意。我睡眠不足，眼睛灼热，脑袋沉重，对马里诺在电话里说的话感到不安。

    “嗨，”管理员爽朗地迎接我进门，“今天心情还好吗，斯卡佩塔医生？”

    他叫吉米·肖，年轻的爱尔兰人，火红的头发像红铜常春藤，眼睛像碧蓝的晴空。

    “已经好多了。”我坦承。

    “呃，我正在煮茶。”他说着把门关上，我们沿狭窄昏暗的长廊走向他的办公室，“看来你需要喝杯热的。”

    “太好了，吉米。”我说。

    “至于我们的医生，她的验尸工作应该快结束了。”走进局促的办公室时他瞟了一眼手表，“她一会儿就来。”

    办公桌上搁着一本大大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