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阿耳冈昆部的印第安人都拿步鱼做玉米的肥料。”

    “步鱼是什么玩意儿？”马丁内斯问。

    “就是那些熏死人的小东西的别名。你在哪里上的学啊？”

    “无所谓。至少我不必靠闻那个过活，只偶尔跟你们这些笨蛋一起来。”

    “笨蛋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继续开着玩笑，马丁内斯推高油门杆，引擎隆隆咆哮起来，艇尖浸入水中。我们经过鸭洲和标示着螃蟹瓮的浮标，艇尾激起的水雾中出现一道彩虹。他把航速提髙到二十三节，小艇切割开蓝色的海湾。这天不见任何休闲船只出航，唯有地平线上黑山般耸立的远洋轮船。

    “有多远？”我靠着马丁内斯的椅背问他，庆幸自己穿了这身服装。

    “十八英里。”他提高音量，像冲浪者般驾驭着海浪，时而倾身滑过时而纵向跃起，目光始终向前，“通常用不了太久，但今天情况很糟。老实说，糟透了。”

    组员们继续检测水深，靠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检査方向侦测器。此刻眼前只有大片海水，巨浪汹涌起伏，像手掌似的拍击着艇身，仿佛全部海水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

    “关于那个地方，你能谈谈吗？”我几乎是在叫喊。

    “人口约为七百。大概二十年前他们才开始用电，这才有了一条用挖出的淤泥铺成的飞机小跑道。该死！”一个巨浪猛地撞来，“差点没躲过。一转眼就会翻船。”

    他把海湾当成野马驾驭，神色凝重，组员们则轻松但警觉地各司其职。

    “经济收入主要靠蓝蟹、软壳蟹，运销到全国各地。”马丁内斯继续说，“事实上，一些有钱人整年都乘私人飞机来买螃蟹呢。”

    “表面上是买螃蟹。”一名组员忽然说。

    “这里的确存在酗酒、偷运私酒和贩毒等问题。”马丁内斯说，“我们一般趁登船检査救生设备时顺便査禁毒品，他们经常抗议我们越权。”他笑着看我一眼。

    “是啊，我们可是警卫呢。”一名海警嘲讽地说，“小心，警卫来了。”

    “他们自有一套说法。”马丁内斯再次避过一波海浪，“你可能觉得他们不可理解。”

    “螃蟹季节什么时候结束？”我问。我在意的并非这些丹吉尔男人的谈话，而是这里究竟输出些什么。

    “每年这个时节他们都在挖泥，打捞海底的螃蟹，整个冬天都这么做，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一口气干一周。”

    在巡逻艇右舷方向的远处，一艘鲸鱼般黝黑的巨轮冒出海面。一名海警指着它说：“二次大战时的自由号运输舰在那里搁浅了，现在海军把它当靶子练习开炮。”

    终于靠近西岸时我们减缓航速，一道由岩石、船只残骸、生锈冰柜、汽车和各种垃圾堆积而成的巨大防波堤保护着岛屿不受进一步侵蚀。岛上的地面几乎和海面齐平，最高点仅为海拔几英尺。民居、教堂尖塔和蓝色水塔傲然挺立在这荒凉小岛的地平线上，这里的居民脚踏着最贫瘠的土地，承受着最恶劣的气候。

    巡逻艇缓缓航经许多湿地和浅滩。饱受侵蚀的老旧防波堤上堆满围着铁丝网、系着彩色浮标的捕蟹瓮。船尾浑圆、伤痕累累的木头渔船停泊在原地，但依然呈现出忙碌景象。我们经过时马丁内斯鸣起警笛，声音划过天际。穿着工作服的丹吉尔人面色凝重，怔怔望着我们，表情中暗含敌意。他们在简陋的螃蟹小屋里忙来忙去，打理渔网，任由我们在燃油发电机附近靠岸。

    “这里的警察局长和岛上其他人一样姓克罗基特，”马丁内斯在组员忙着泊船时说，“大卫·克罗基特。不要笑。”他扫视着码头和旁边一间似乎正因淡季停业的快餐店，“来吧。”

    我跟他上了岸，海风袭来冷得好像正值一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