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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中午，我乘出租车离开，太阳髙悬在云层里。我的私人物品只有身上的衣服，而且在高压灭菌设备里经过了消毒。我走得仓促，带着一个硕大的白色纸箱，上面印着“易腐速运！”、“直立放置！”和其他醒目的蓝色警示语。

    我的行李就像中国的七巧盒一样，大包套小包，小包里装着生物包，生物包里是装有莱拉的肝脏、脾脏切片和髓液的生物试管，用纤维板护罩、气泡棉和瓦楞纸层层保护着。所有这些连干冰一同包装起来，最外层贴着“传染性物质”和“危险”标签，警告试图拆除最外层包装的人。当然，我绝不能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除已经考虑到的确定的传染性危险，倘若普鲁伊特案最后被证实为谋杀，它也将成为法庭证物。我在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国际机场找付费电话打给罗丝。

    “我的医务包和显微镜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我省掉寒暄直奔主题，“想办法今晚就把它们给我寄来。我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正赶往疾病控制中心。”

    “我打了你的传呼机。”她说。

    “也许他们该把传呼机一并还给我，”我想着还缺什么，“还有移动电话。”

    “有一份报告送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那具尸骸沾着的动物毛发是兔子和猴子的。”

    “诡异。”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有件事我真不想告诉你。媒体不断打电话询问嘉莉·格雷滕的案子，显然有人走漏了消息。”

    “可恶！”我想起林恩，大吼道。

    “你要我怎么处理？”她问。

    “打电话告诉本顿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点害怕。”

    “听声音的确像。”

    我看了看手表。“罗丝，我必须上飞机了。他们不让我带着这东西通过X光检查，我知道我要强行通过时会发生什么状况。”

    事情一如所料。我一踏入机舱，就有个乘务员瞅了我一眼，然后露出微笑。

    “来，”她伸出手，“我帮你把这拿到行李舱去。”

    “我必须随身携带。”我说。

    “女士，这太大了，无法放进置物箱或你的坐椅底下。”她的笑容僵住，我后面的队伍变长了。

    “先让他们通过再商议好吗？”我说着闪进机舱里的厨房。

    她站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女士，这个班次满员了，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

    “请看。”我向她出示文件。

    她扫视着那张红色边框的危险品声明表，看到“有害人体的传染性物质”一栏时忽然愣住。她不安地环顾厨房，带我往休息室挪近了些。

    “依照规定，只有专家才能处置这类危险品，”我理智而冷静地解释，“因此它只能跟着我。”

    “这是什么东西？”她睁大眼睛，轻声问。

    “器官的解剖切片。”

    “上帝。”

    她立刻抓过座位表。不久，我被送往机舱后部头等舱的一排空置机位。

    “把它放在你旁边的座位上。不会渗漏或发生什么意外吧？”她问。

    “我会紧盯着。”我向她保证。

    “除非很多乘客要改机位，否则这里应该很空。你不用担心，我会让所有人避开的。”她两手比画着，像在驾驶。

    没人靠近我和我的行李。在飞往亚特兰大的班机上，我安静地喝着咖啡。没了传呼机和电话感觉空落落的，但独自一人倒相当自在快活。到了亚特兰大机场，我通过一条又一条电动步道和电梯，仿佛走了好几英里才终于出了大楼，叫了辆出租车。

    车子沿着八五号公路往北朝德鲁伊希尔斯路行驶，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