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分钟后便照着克罗德给出的路线在纽波特纽斯的街道逡巡了。这个地区叫布兰登高地，各种生活水平的居民都有，靠近詹姆斯河的建筑愈发高大。她的房子则是一栋朴实的二层木造小楼，新漆成粉白色，庭院和周边环境维护得极好。

    我把车停在一辆厢型车后面，拿了炖肉和笔记，将公文包挂在肩上。菲莉丝·克罗德出现在门口，模样令我吃惊。她脸色惨白，眼睛由于烧热而发红，身上的绒布睡袍和皮革拖鞋看来像是属于某个男人的。

    “真不敢相信。你真好，”她打开大门说，“不然就是疯了。”

    “这得看你问的是谁。”

    我进入屋子，一眼瞥见了昏暗的嵌板门厅里陈列着的相框，都是多年前拍的健行或钓鱼的照片。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张，上面是个中年男子，戴着一顶淡蓝色帽子，大笑的嘴里叼着个玉米穗轴烟斗。

    “我父亲。”克罗德说，“这是我双亲以前居住的房子，更早时属于我母亲的双亲。那就是他们。”她指着照片介绍，“我父亲在英国的生意走下坡路，于是和我母亲移居到了这里，和她家人一起住。”

    “你呢？”我说。

    “我留在英国，因为当时我还在读书。”

    我打量着她，觉得她似乎较自己所说的年轻许多。

    “你总是把自己形容得像恐龙似的，”我说，“我实在很难相信。”

    “也许我不容易显老吧。”她发红、灼热的眼睛注视着我。

    “你家人中有谁还在世吗？”我继续浏览着照片。

    “祖父母已经过世十年，父亲去世五年了。那之后我每个周末都来照顾母亲，她也是撑多久算多久。”

    “你必定很难兼顾工作吧。”我望着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在船上钓起一条虹鳟鱼，开怀大笑着。

    “到客厅坐坐吗？”她说，“我把炖肉拿到厨房热一下。”

    “不，不了，告诉我东西在哪里就行，你别太累了。”我坚持说。

    她领着我通过餐室，这里看起来似乎很多年不曾使用，吊灯不见了，凌乱的电线垂挂在布满尘埃的餐桌上，窗帘布换成了百叶窗。走进那间宽敞的旧式厨房时，我头皮和脖子上寒毛直竖。我将炖肉放在料理台上，努力保持冷静。

    “喝茶？”她问。

    她几乎不咳了。或许她确实身体不适，但这并非她离开工作岗位的主因。

    “真的不用了。”我说。

    她冲着我微笑，但眼神犀利。我们在早餐桌前坐下，我十分慌乱，一边思索如何是好。我的怀疑也许并非事实，或者，我该早一点察觉？我和她友善共事了十五年之久，合作处理过无数个案件。我们分享信息，像知己那样相互慰藉。早年间我们还经常一起喝咖啡、抽烟，我眼中的她十分聪颖迷人，也从未感觉到一丝邪恶。而我同样明白，这是人们对住在隔壁的连环杀人犯、虐童犯和强暴犯的共同形容。

    “谈谈伯明翰吧。”我对她说。

    “好啊。”她的笑容消失了。

    “引发传染病的冷冻病毒已经找到了，”我说，“那些培养瓶上的标签写着一九七八年，地点是伯明翰。我在想，那里的实验室也许做过天花突变菌株的研究。如果你知道……”

    “一九七八年我不在那里工作。”她打断了我。

    “我想你应该在，菲莉丝。”

    “无所谓。”她站起来泡了一壶茶。

    我没说什么，静静等她回来。

    “我生病了，至于你，到现在也该感觉不舒服了吧。”她说。我明白她指的不是流感。

    “我很惊讶，你在着手这件事前竟没有培养疫苗。”我说，“对一个凡事讲求精确的人来说，这似乎稍嫌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