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问：“我们能打那艘驳船的主意吗？”

    “不，我们不能动那些驳船、潜水艇，目前为止一切都维持原状，按兵不动，除非救出所有人质。”他啜了一口咖啡。地平线逐渐变成淡金色。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达到目的就离开，不再杀害任何人。”我说，虽然我并不认为事情会这么简单。

    “不，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能就地镇压他们的行动。”他看着我说，“我们不能让满载髙放射性物质的驳船通过弗吉尼亚河川甚或出海。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恐吓，还是击沉它？况且，我猜他们会一路挟持人质，”他迟疑片刻，“而且最后不留活口。”

    我抑制不住地想象那些可怜的人质每一下呼吸，神经细胞都会随之惊跳。我熟知人因恐惧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些画面在脑中腾跃，我深受煎熬。一想到那些自称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伙，我的憎厌就难以言喻，不禁握紧拳头。

    韦斯利看到我泛白的指关节，以为我害怕这趟飞行。“再过几分钟就好了，”他说，“已经开始下降了。”

    我们降落在肯尼迪机场，一辆机场巴士在铺着沥青的飞机跑道上等候。两名穿制服的强健男子负责驾驶，我没问韦斯利他们是谁，因为我已猜到。其中一人送我们进入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站楼，联邦调查局或五角大楼已跟他们协商好，让他们留出下班飞往伦敦的协和班机上的两个座位。柜台处，我们隐秘地出示身份证，告诉工作人员我们没有携带武器。奉命来保护我们安全的探员一直跟我们走到候机楼，我再度留意他时，他正假装浏览一叠厚厚的外文报纸。

    韦斯利和我在视野宽阔的落地窗前找位子坐下，看着窗外柏油路上一架超音速客机如巨大的苍鹭，正从附在机身侧面的粗管吸食油料。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协和式客机不太像商务客机，倒更像火箭，但显然大部分乘客对其外观不感兴趣。他们开始享用酥皮派和水果，有的则啜饮刚调好的血腥玛丽。

    韦斯利和我几乎没怎么交谈，不时扫视周遭的人，我们像印象中的所有间谍或逃亡者一样高举着报纸。我留意到与我们举止相近的人中有一名中东男子，他那双眼睛让我想起法庭上的约珥·汉德，那天意外发现他竟是个魅力十足、气质出众的男人。倘若他此刻坐在我旁边，而我对他一无所知，一定会认为他比我们更适合这种场合。

    “你还好吧？”韦斯利放下报纸。

    “我不确定。”我有点紧张，“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否落单了，你的朋友还在这里吗？”

    他眼含笑意。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你以为我们附近有特工或探员？”

    “我知道了，那个走向我们的穿西装男人是为英国航空公司服务的特工。”

    “这么说吧，凯，除非我们落单，否则我不会刻意告诉你。”

    我们对视了好一会儿。我们从未一起出过国，而现在并非旧情复燃的好时机。他穿着几近黑色的深蓝色西装，内衬常穿的白衬衫和款式保守的领带。我的打扮同样低调端庄。我们都戴着墨镜，也许看起来更像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我留意室内其他女人，才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从来不像是谁的妻子。

    《泰晤士报》在他手中折起时窸窣作响，他瞟了一眼手表。“该登机了。”当二号班机的广播再度响起时，他站了起来。

    协和式客机能容纳一百名乘客，客舱走道两侧各两个座位，陈设是色调柔和的灰色地毯和皮椅，窗户小得无法看到外面。乘务员全是英国人，礼貌周到。他们才不在乎我们是联邦调查局、海军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唯一关心的是我们想喝什么。我点了威士忌。

    “会不会早了点？”韦斯利说。

    “以伦敦的时间来说并不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