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法医拿起话筒，开始说话：“斯卡佩塔医生来了，我们现在就过去。”

    “我会负责等马里诺队长的，”艾米莉说，“这名字我好像听过。”

    “我们一起工作很多年了，”我告诉她，“从联邦调查局在匡提科的调査支持部门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协助他们办案。”

    “我猜那个部门叫行为科学组，电影里演过。”

    “调查局把它改了个名字，但功能一样。”我指的是那一小群以心理侧写以及对残虐的性暴力罪犯和杀手的追踪而闻名的探员。在最近开始担任这个小组的法医病理学顾问之前，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我错了。

    阳光填满霍洛维茨办公室的窗户，照在那个放着花盆和小型树木盆栽的玻璃架上。我知道浴室里潮湿、阴暗的角落里也养着兰花，它们吊挂在水槽、澡盆四周。他甚至在家里还有个小温室。初见霍洛维茨时，他让我想起林肯，有着同样瘦削、慈爱、因为一场将人类社会撕裂的战争而憔悴的脸孔。有如被选中的那样，他们同样承受着悲剧，也都有着大而坚韧的双手。

    我们来到楼下那个被纽约警察称为太平间的地方。对全国最暴戾的城市之一所设置的停尸间而言，这称呼实在很温和。从停车场透进来的空气非常冷，带着烟臭味和死亡的气息。淡蓝绿色墙上的警示牌要求人们不得把沾了血的床单、尸衣、破抹布或容器扔进垃圾箱。

    这里还规定必须穿鞋套，禁止进食，许多道门上都有关于生物性传染的红色警示牌。霍洛维茨解释说，他三十个副手里的某一个会负责给那名可能是高特最新加害的女子验尸。

    我们进入储物室，看见刘易斯·雷德医生已穿好手术袍，正将电池袋系在腰上。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说，“你和雷德医生见过面吗？”

    “我们认识很久了。”雷德微笑着说。

    “的确很久了。”我愉快地说，“不过我想上次我们见面好像还是在圣安东尼奥。”

    “上帝！有那么久了吗？”

    那是全美法庭科学幻灯片交流学会的聚会，一个像我们这种人可以展示和演说的年度晚会。雷德介绍了一个年轻女人被闪电击中而死亡的怪异案例。死者跌倒在水泥地上时衣服被轰掉，头部受伤，因此被当作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送往法医那里处理。警方一直以为是这样，直到雷德向他们证明那女人的腰带磁化了，一只脚还有轻微的烧伤。

    我还记得雷德做完报告后，替我用纸杯倒了又纯又烈的杰克·丹尼威士忌，然后两人聊起法庭病理学者还很少，而我又是其中的唯一女性的往日时光。雷德年近六十，备受同侪推崇，但他可能不是个好主管，因为他不热衷那些公文往来和政治斗争。

    我们穿戴好空气袋、面罩和头盔，看起来像是要到外太空旅行。面对一具受感染的尸体时，若不小心被针扎到，或被割伤，就不得不担心可能会染上艾滋病。更具威胁性的是经由空气传染的疾病，例如肺结核。最近我们习惯戴两双手套，呼吸经过净化的空气，并且穿上层层可丢弃的衣服。有些法医，比如雷德，甚至戴上不锈钢金属网手套，令人想起金属甲胄。

    我取下头盔，因为昨晚我见过的那位奥唐奈警探陪着马里诺走了进来。马里诺看起来气呼呼的，而且宿醉未消。他们戴上手术面罩和手套。没有人对视或交谈。那名无名受害者的尸体被放在一二一号金属抽屉里面，当我们走出储物室时，停尸间的助理们正将尸体抬出，安置在格架上。赤裸的女死者可怜地躺在冰冷的金属托板上。

    她肩膀和大腿内侧被切下皮肉的部位凝结着可怖的暗红色血块，皮肤上呈现出淡粉红色的尸斑，这是受冻的尸体或死于野曝的人身上常有的典型现象。她右边太阳穴的枪击伤口是大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