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或抬头看。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永远隐藏在苦痛里。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谁，并且想着所有我知道的人名。我真希望多少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尽管这礼物对我而言似乎不够有诚意。多年来，我能够给受害者家属的最好慰藉，是告诉他们死亡过程很快，他们挚爱的人没有受苦。多数时候这并不全然是事实，毕竟，我们如何能够衡量一个女人在寒夜的荒凉公园里被迫脱光衣服时所经历的心理磨难？我们有谁能够想象，当高特要她走向结了冰的喷泉，然后对她开枪时，她有什么感觉？

    强迫受害者脱去衣服这件事，提醒了我们他的残酷和永不餍足的取乐心态。她的赤裸完全是不必要的，她不需要借由它去了解自己即将在圣诞节孤独地死去，高特其实可以直接枪杀她了事，也可以掏出他的格洛克手枪，趁她不备时攻击。这个杂种！

    “李先生和李太太？”一个白发女人出现在那对亚裔夫妇面前。

    “是的。”

    “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去。”

    “好，好。”男子说，他的妻子开始哭泣。

    他们被带往探视室的方向，他们亲人的遗体应该已从停尸间经由专用电梯被送抵那里。有些人无法接受死亡，除非亲眼看见或亲手触摸。多年来我安排过许多次这类探视和指认，但仍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能承受这样的仪式。我想我一定无法忍受那透过玻璃的最后一瞥。我开始头疼了，于是闭上眼睛，按摩着太阳穴。就这样坐了不知多久，我感觉有人走了过来。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医生的秘书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神情关注，“你还好吗？”

    “艾米莉，”我吃惊地说，“是啊，我没事，只是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看到你。”我站了起来。

    “要不要吃颗泰诺？”

    “你真好，但我真的没事。”我说。

    “我也没料到今天会在这里遇见你，因为目前情况有点混乱。我还是觉得惊讶，你身边竟然没有跟着记者。”

    “我没看见什么记者。”

    “昨晚这里挤满了记者，我想你应该看了早上的《纽约时报》吧？”

    “恐怕我没时间看。”我有些不自在，不知韦斯利是否还在赖床。“情况真的糟透了。”艾米莉说。她是个留着深色长发的年轻女人，永远那么端庄、朴实，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连市长都打电话来询问。这个城市可不需要靠这种事来做宣传。我还是很难相信，尸体竟然是一个记者发现的。”

    我们往前走去，我给了她敏锐的一瞥。“记者？”

    “其实他是《纽约时报》的编辑之类的人，那种不论晴雨每天慢跑的怪胎。昨天早上他刚好跑进了公园，并且绕到了樱桃丘那里。天气很冷，还下着雪，地点又偏僻。他来到喷泉附近，发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可以想见，今天早上的报纸描述得非常详细，公众都吓坏了。”

    我们经过几道门，然后她把头探进首席法医办公室，轻声通报我们来了，以免惊吓到他。霍洛维茨医生年纪大了，而且有点重听。他的办公室里花香四溢，因为他喜欢兰花、非洲紫罗兰和栀子花，在他的照顾下这些花争奇斗艳。

    “早上好，凯。”他在办公桌前站起来，“你带人来了吗？”

    “马里诺队长会过来。”

    “待会儿艾米莉会带他进来，除非你想等他。”

    我知道霍洛维茨不想等。没有时间了。他坐镇于全国最大的法医办公室，每年有八千具尸体——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在他的金属台上接受解剖。其中四分之一是凶杀案受害者，有些则身份不明。纽约在辨认死者身份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为此市警局的侦查部门特别在霍洛维茨的大楼里设置了失踪人口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