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首席法医办公室位于第一大道，就在那家叫作贝维尔的哥特式红砖医院对面，早期该市的验尸工作都在那里进行。眼前是冬天枯黄的藤蔓、布满涂鸦的外墙和铁栏杆，许多肥大的黑色垃圾袋堆积在脏污的雪地里等着运走。连续播放着圣诞音乐的旧出租车吱的一声停在这条几乎从未如此静寂的街道上。

    “请给我收据。”我对那名俄裔司机说，刚才他足足花了十分钟告诉我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要算多少钱？”

    “八美元。”我很慷慨，毕竟现在是圣诞节的早晨。

    他点点头，潦草地写着，这时我看见人行道上有个人在看我，就在贝维尔医院的围栏附近。他没刮胡子，头发又长又乱，穿着带毛边的蓝色牛仔夹克，污秽的军裤裤脚塞在旧牛仔靴里。我踏出出租车时，他开始做弹吉他状并唱起歌来。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一路响。坐着雪橇去加尔维斯敦，今天多快活……”

    “你有个仰慕者了。”我从打开的车窗接过收据时，司机打趣地说。

    他懒懒地开着车拐个弯离去了。放眼望去，街上没有其他人或车辆，那骇人的歌声更显嘹亮。接着，我那位在精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仰慕者从背后冲过来，开始尖声叫喊“加尔维斯敦”，好像那是我的名字或一项控告似的。我吓坏了，逃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大厅。

    “有人跟踪我。”我对坐在办公桌前显然缺乏圣诞心情的女警卫说。

    那位精神错乱的“音乐家”将脸贴在前门上，看着里面，鼻子被压扁了，脸颊变成白色。他大张着嘴巴，猥亵地在玻璃上滚动舌头，并且前后摆动腰臀，宛若在与这栋大楼做爱一般。结实又威严的警卫大步走向门口，握拳敲击玻璃。

    “班尼，别闹了！”她大声呵斥，“马上给我停下，班尼，”她敲得更猛了，“再闹我就出去抓你！”

    班尼从玻璃前退开，突然他变成了芭蕾大师纽瑞耶夫，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踮着脚尖旋转。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我对警卫说，“霍洛维茨医生正在等我。”

    “首席法医不可能在等你，今天是圣诞节。”她用那双阅人无数的深色眼睛打量着我，“平托医生在值班。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试着与他联系。”她回到座位上。

    “我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跟着她，“可霍洛维茨医生说好了会在这里等我的。”我掏出皮夹，出示了我的首席法医金徽章。

    她不为所动。“你以前来过？”

    “很多次了。”

    “嗯，好吧，我今天真的没看见首席法医。但他说不定从边门进来了却没告诉我，有时他们来了半天我却不知道。嗯，真是的，总是没人想到要告诉我一声。”

    她拿起电话。“嗯。不，长官。我不需要知道。”她拨了电话号码，“我什么都不必知道，不必。霍洛维茨医生吗？我是警卫邦妮塔，这里有个斯佳丽医生。”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啊。”

    她望向我。“你的名字怎么拼？”

    “S-c-a-r-p-e-t-t-a。”我耐着性子回答。

    她还是没能正确地发音，但很接近了。“好的，长官，我会的。”她挂上电话，然后宣布，“你可以到那边去找把椅子坐。”

    等候室经过装潢，铺着灰色的地毯，几张黑色的桌子上整齐地摆着杂志，一棵简单的人造圣诞树立在房间中央。一面大理石墙上刻着“taceant Colloquia Effugiat Risus  Ubi Mors Gaudet Succurrere Vitae”，意为“在这个死神乐于助人的地方，少有谈话或欢笑”。一对亚裔夫妇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没有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