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城市再度活跃起来，我带马里诺到塔杜餐厅吃午餐，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在前往布鲁克林高地会见佩恩指挥官之前需要先打打气。

    一个年轻人在弹竖琴，大部分的餐桌旁坐满了衣着讲究的漂亮男女，他们除了为精美的出版物和处于巅峰状态的事业忙碌之外，大概对生活认识不多。

    我被自己的疏离感吓了一跳。我望着餐桌对面马里诺的廉价领带、绿色灯芯绒外套和沾着尼古丁污渍的宽扁指甲，只觉得孤独。我很高兴有他做伴，却无法和他分享某些较深沉的想法。他不会理解的。

    “我看你这顿午餐应该可以喝杯红酒，医生。”马里诺边说边仔细打量我，“喝吧，我来开车。”

    “不行，你不能开车，我们乘出租车。”

    “重点是，既然你不必开车，就不妨放轻松。”

    “你真正的意思，是你想喝杯红酒。”

    “希望你别介意。”他说，这时服务员来了，“你们有些什么红酒值得品尝？”

    她很称职地没露出被冒犯的神色，并且列出了一长串出色的酒单，让马里诺迷惑不已。我建议他选择贝灵哲庄园典藏酒，据我所知那是好酒，然后我们点了扁豆汤和博洛尼亚面。

    “那个死去的女人的事快把我逼疯了。”马里诺在服务员走后说。我挨近餐桌边缘，请求他低声说话。

    他也靠近我，补充说：“他会选中她，应该有个理由。”

    “他选中她或许只是因为她就在那里，”我有点恼火了，“受害者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是啊。不过我认为应该不止这样。我还想知道这个浑蛋怎么会在纽约。你想他会不会是在博物馆遇上她的？”

    “也许。”我说，“等我们到了那里或许就会明白。”

    “进博物馆不必买票吗？”

    “要买，看入口处的情形就知道。”

    “她嘴里是有很多金子，但我看她死的时候不像很有钱。”

    “要是她有钱，我才觉得奇怪呢。总之她同高特进了博物馆，离开时被人瞧见了。”

    “所以他很可能是在那之前遇见她的，然后带她到了那里并替她买了门票。”

    “希望我们到那里看看他参观过的东西会有助于了解案情。”我说。“我知道那个人渣参观了什么。鲨鱼。”

    食物十分美味，坐上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一如往常，我没来由地感到疲倦。我的心性是由一层层苦痛和悲哀加上我自己经年累积的伤痛构成的——再加上过去这几年的。我经常陷入黯淡的情绪，现在就是。

    我付了账，因为每次我和马里诺共同用餐，倘若是我选的餐厅，就一定是我付账。马里诺实在吃不起塔杜餐厅的美食，也住不起纽约的饭店。看着眼前的万事达卡，我想起了那张美国运通卡，心情更糟了。

    为了参观博物馆的鲨鱼展，我们每人付了五美元，然后上了三楼。

    马里诺爬楼梯比我慢，而且试图掩饰吃力的喘气声。

    “可恶！他们早该在这里弄个电梯。”他抱怨道。

    “有电梯啊，”我说，“但爬楼梯对你有好处，说不定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运动。”

    我们进了爬虫类和两栖类展览室，经过了一只一百年前在比斯凯恩海湾被杀的十四英尺长的美国鳄鱼。马里诺忍不住在每个展览物前面驻足流连，我则瞥了一眼各种蜥蜴、蛇、鬣蜥和希拉毒蜥。

    “走吧。”我轻声说。

    “瞧瞧这东西的尺寸，”马里诺站在二十三英尺长的网纹蟒标本前惊叹着，“你能想象在森林里踩中这玩意儿吗？”

    无论我多么喜欢博物馆，在里面总是觉得冷冰冰的，我把这归咎于坚硬的大理石地板和高耸的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