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底下骚动的鼠群——感谢上帝我穿了靴子。我们又走了约十分钟，渐渐地我失去了方向感，面罩下的脸颊开始出汗，再也分辨不清铁轨远处圆形的明亮灯光究竟是警方的手电筒还是驶近的列车。

    “好，现在我们得越过第三条轨道。”佩恩指挥官说，她一直走在我身边。

    “还有多远？”我问。

    “那里就是了，有灯光的那边。现在我们要越过去。侧着身子，慢慢过去。一次一步，别碰任何东西。”

    “除非你想体会休克的感觉。”一名警察说。

    “是啊，六百伏的电压上身可不好玩。”另一名警察的语气同样冷硬。

    我们沿着铁轨走入隧道深处，顶部也变低了许多。来到一道拱门时，有些人还得弯下腰才能通过。铁轨的另一端，犯罪现场鉴定人员正在四周搜索，一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法医已在查验尸体。灯已经架起，将针筒、玻璃瓶和血迹照得森亮。

    达维拉仰躺着，冬季制服外套敞开着，宝蓝色突击队员毛衣清楚地显露出防弹背心的坚硬形状。他的眉心被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击中，枪就搁在他的胸膛上。

    “他被发现时就这样吗？”我边问边走到近前。

    “完全维持原状。”一个纽约警局的警探说。

    “他的外套拉链拉开了，手枪就放在那里？”

    “是的。”警探脸颊泛红，冒着汗，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法医抬起头来，我无法辨认出面罩里面的那张脸。“我们无法推断这是谋杀。”她说。

    我弯下腰，用手电筒探照死者的脸部。他眼睛睁开，头微微向右倾，身上的血迹颜色鲜红且变得黏稠。他个子矮小，肌肉结实的颈部和瘦长的脸表明这人身材维持得极好。我将手电筒光移向他的双手，手里是空的。我蹲下来仔细检查。

    “没有弹药的残留痕迹。”我说。

    “并非每次都会留下。”法医说。

    “他前额的伤口并不是接触性的，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角度。”

    “倘若是他自己开的枪，那么我得说有点偏斜其实很正常。”法医答道。

    “是朝下的角度，不太寻常。”我说，“再说他的枪怎么会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胸前？”

    “可能被这里的某个流浪汉移动过。”

    我开始恼怒。“怎么说？”

    “或许有人把枪拿起来，但又想到留着凶器不好，就又放回了原位。”

    “我们真的应该把他的双手保护好。”我说。

    “事情得一件一件来做。”

    “他没戴手套吗？”我抬头斜望着那一大圈强光，“这里很冷。”

    “我们还没有搜完他的口袋，女士。”那位女法医说。她属于那种年轻气盛、不知变通的类型，为了验尸会忍住大半天不上厕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我是乔纳斯医生。我得请你退开一点，女士。我们正努力保持犯罪现场的完整，你最好别碰触或弄乱什么。”她说着拿出体温计。

    “乔纳斯医生，”这回开口的是佩恩指挥官，“这位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首席法医、联邦调查局法庭病理顾问，她相当明白保持现场完整是怎么回事。”

    乔纳斯医生抬起头，我捕捉到她戴着面罩的脸孔上闪过一丝惊讶。我从她花了很长时间看那支化学温度计这一点觉察出了她的尴尬。

    我靠近尸体，注意到了死者头部左侧的状况。

    “他的左耳有裂伤。”我说。

    “那或许是他跌倒时造成的。”乔纳斯医生说。

    我环视四周。我们在一处光滑的水泥平台上，没有铁轨会将他绊倒。我用手电筒照遍水泥地和墙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