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达维拉的血可能喷溅到的所有角落。

    我蹲在尸体旁边，凑近细瞧他受伤的耳朵，还有耳朵下方的红块。我渐渐看出那是典型的踩踏痕迹，呈波浪状，有许多小凹洞——是鞋跟弧形边缘的印子。我站在那里，汗水滚下脸颊。每个人都盯着我，我则凝视着从黑暗通道的远处逐渐靠近的灯光。

    “他的侧脸被踢了一脚。”我说。

    “你又不知道他有没有撞到头部。”乔纳斯医生辩护似的说。

    我瞪着她，坚定地说：“我当然确定。”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绊倒的？”一名警察问。

    “他的伤口不符合绊倒的特征。”我答道，“人绊倒时通常不止跌撞一次，多少会撞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样，他的另一边脸也应该有伤痕，就是摔倒在水泥地上时留下的。”

    一列列车带着热气和尖啸声轰然驶过。远远的暗处飘浮着灯光，灯光里面人影恍惚，声音隐约可闻。

    “他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用他的枪射击。”我说。

    “我们得将他带往停尸间。”法医说。

    佩恩指挥官睁大眼睛，愤慨极了。

    “是他，对吧？”我们往回走时，她问我。

    “他曾经踢过一些受害人。”我说。

    “为什么？他有枪，格洛克手枪。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枪？”

    “身为警察，最糟糕的莫过于被自己的枪击中。”我说。

    “那么高特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想让警方——让我们感到……”

    “他会觉得那很有趣。”我说。

    我们往回穿过铁轨，经过老鼠很活跃的垃圾堆。我感觉佩恩指挥官在哭泣，而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

    她说：“达维拉是个好警察，非常努力，从不抱怨。还有他的笑容，他总是带来欢乐。”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紧绷，“他还是个孩子啊。”

    她的属下围绕在我们四周，没有靠得太近。我低头看着隧道和铁轨对面，想起了地铁线路的错综复杂。流浪汉们没有手电筒，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辨得清方位。我们又经过了一个流浪汉窝地，一个看起来有些眼熟的白人男子坐了起来，从一根汽车天线上吸着快克，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法律或秩序这类东西。这时我注意到了他的棒球帽，一时之间并没有反应过来，但转瞬就瞪大了眼睛。

    “班尼，班尼，班尼，真替你害羞。”一名警察不耐烦地说，“别这样。你知道这样不对，伙计。我们得劝你多少次你才会听，伙计？”

    班尼昨天早上曾经一路尾随我直到法医办公大楼。我认出了他污秽的军裤、牛仔靴和蓝色的牛仔外套。

    “那就把我关起来啊。”他说着继续吸快克。

    “没错，你就要进监狱了，我都准备好了。”

    我悄悄对佩恩指挥官说：“他的帽子。”

    那是一顶深蓝色或黑色的亚特兰大勇士队棒球帽。

    “等等。”她先止住属下，然后问班尼，“你这顶帽子哪里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着摘下帽子，露出一头脏乱的灰发。他的鼻子像被咬过。

    “你一定知道。”指挥官说。

    他慌乱地望着她。

    “班尼，这帽子哪里来的？”她又问。

    两名警察将他架起来，给他戴上手铐。他的毯子下面堆着平装书、杂志、打火机和小型环保塑料袋，还有几根巧克力棒、几包无糖口香糖、一个锡口哨和一盒萨克斯管簧片。我看了佩恩指挥官一眼，正好和她的目光相遇。

    “全都带走。”她命令属下。

    “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家当，”班尼奋力挣扎着，“你们他妈的不能拿走我的东西！”他用力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