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号码，然后把她挖出来，用渡轮运回这里，这我们倒是办得到。我们也只能做到这里，真的。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霍洛维茨医生，”我小心地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回答时语气平静，但有些颓丧。“我实在摸不着头绪。”

    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思索着应该怎么做。我越想越觉得困惑，军方为什么会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确认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将的侄女而军方又知道她已经死亡，应该会希望她被验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对。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站在办公室门口，“布伦特从美国运通打来电话。”

    她将电话转给我。

    “我发现了一笔新的支出。”布伦特说。

    “请说。”我的神经为之紧绷。

    “昨天，在纽约一个名叫芬诺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东三十六街。数额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芬诺是一家意大利北部美食餐厅。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于是高特以北意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现身。我给韦斯利打电话，他不在办公室。接着我打给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处，也不在她的房间，最后我只告诉了马里诺高特又回到纽约了。

    “他又在玩游戏了，”马里诺憎恶地说，“他明知道你会追踪他的支出状况，医生。他就是要让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这我知道。”

    “我们不需要通过美国运通公司来逮他，你应该立刻撤销你的信用卡。”

    但我不会这么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个地板下的调制解调器，两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隐形线路。他想玩游戏，但有一天他或许会栽跟头，他或许会由于过度冒险加上吸食可卡因产生的兴奋而犯下错误。

    “医生，”马里诺继续说，“你对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静一下。”

    我在想，高特或许希望我能够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实都是在向我传递信息，让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食物，知道他不喝红酒，知道他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你在听吗？”马里诺问。

    我们一直认为那双靴子是高特穿的。

    “那双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不耐烦地说。

    “一定是她好几年前从她叔叔那里得来的，后来又变成高特的了。”

    “什么时候？总不会是在樱桃丘的雪地里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换鞋子穿。有很多种可能。但我认为她不会心甘情愿地送人，理由很简单，丛林靴非常适合在雪地里穿。在街头流浪时，这双靴子当然强过我们在班尼所在窝地看见的那些鞋子。”

    马里诺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为什么要拿走她的靴子？”

    “理由很简单，”我说，“因为他想要。”

    下午，我带着一个鼓鼓的公文包和过夜用的旅行袋开车来到里士满机场。我没有打电话给旅行社，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去处。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买了一张前往南卡罗莱纳希尔顿海岬的机票。

    “听说那是个好地方，”女职员亲切地说，“很多人到那里打高尔夫和网球。”她检査着我的小旅行袋。

    “请你给它挂个标签，”我降低音量说，“里面有一把手枪。”

    她点点头，递给我一块闪亮的橙色辨识牌，以显示我携带了未上弹药的枪支。

    “你可以把枪留在里面，”女职员对我说，“你的袋子上锁了吗？”

    我将拉链锁上，然后看着她将我的旅行袋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