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她把机票交给我，我上楼往登机口走去。这里挤满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结束准备回去工作，个个都显得不太开心。

    飞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时。我的传呼机响了两次，但我无法使用移动电话。我读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心思却滑入了崎岖的窄径。我思索着该对邓波尔·高特和那位我们称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说些什么。

    我甚至无法确定高特家的人会不会见我，因为我事先并没有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都没有登记在名录里，但我觉得想找到他们在波佛附近的家并不难。莱夫橡树园是南卡罗莱纳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应该会认识这对从奥尔巴尼迁移过来、家园刚被洪水淹没的夫妻。

    我在夏洛特机场有充分的时间回电话。两个电话都是罗丝打的，要和我确认我的空当，因为有几张传票刚送来。

    “还有，露西一直联系不上你。”她说。

    “她有我的传呼机号码。”我困惑地说。

    “我问她是否有，”我的秘书说，“她说她晚一点会再和你联系。”

    “她有没有说是从哪里打来的？”

    “没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我没有时间多问，因为到D登机口的距离很长，而前往希尔顿海岬的班机十五分钟后就要起飞。我一路奔跑，还吃了一块清淡的无盐脆饼干。我抓起几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带上飞机，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顿餐食。坐在我身边的商人瞪着我的饼干，好像我是个不懂机上礼仪的鲁莽家庭主妇。

    飞机起飞后，我撕开芥末包，向空服员要了加冰块的威士忌。

    “请问你可不可以和我换二十美元的零钱？”我问身边的男子，因为我听到空服员在抱怨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我。

    我打开《纽约时报》时，他拿出皮夹，给了我一张十美元和两张五美元钞票。我替他付了酒钱。“聊表谢意。”我说。

    “你真好，”他说话带着黏腻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来自纽约。”

    “是的。”我撒谎了。

    “你是到希尔顿海岬参加卡罗莱纳便利超市大会吗？在凯悦酒店？”

    “不，我去参加殡仪馆大会，”我又撒谎了，“在假日酒店。”

    “哦。”他闭嘴了。

    希尔顿海岬机场停满了私人飞机和在岛上拥有产业的富人的喷气式飞机。终点站大楼比一间小屋大不了多少，所有行李都堆放在外面一张木台子上。天气清凉，天空灰暗多变。乘客们纷纷赶往等候的汽车和班车，我听见了他们的抱怨。

    “可恶！”坐在我旁边的男子叫道，他拖着高尔夫球袋。这时雷声骤起，闪电照亮了部分天空。

    我在机场停车坪租了一辆银色林肯，并在里面静坐了片刻。雨点敲击着车顶，我看着“赫兹”租车公司给我的地图，却无法看清玻璃窗外。安娜·泽纳的房子所在的帕米多沙丘距凯悦酒店，也就是飞机上那个人的落脚处不远。我看不清楚他的车子是否还停在停车坪，但我判断他和他的高尔夫球袋应该已经不在那里了。

    雨势减弱了，我从机场出口开上威廉·希尔顿林荫大道，再转往昆斯·弗利路，接着到处游荡了一阵，直到发现那栋房子。它比我预期的大些。安娜的度假小屋可不是一栋小平房，而是一栋用玻璃和木料建造的漂亮乡村宅邸，屋后的停车坪上长满了矮棕榈树和披着西班牙青苔的水栎。我登上前廊阶梯的时候，一只松鼠从树上跑了下来。它跑到我的面前，两腿站立，脸颊快速鼓动着，像是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我打赌她一定常常喂你，对吧？”我掏出钥匙，对它说，“可惜我除了刚才吃过的脆饼干之外，什么食物都没有，我真的非常抱歉。”见它又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