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进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于交际。他极力委婉地解释说，蕾切尔·高特始终无法正视子女命运坎坷的事实。

    “倒不是说她会发脾气，”我们登上门廊阶梯时他柔声解释，“她只是无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么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说。

    “简妮的？”他又是一脸倦容。

    “她的，还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过头发。

    “你记得她有一双军用丛林靴吗？”我接着问。

    “不记得。”他缓缓摇头，“不过卢瑟有很多这类物品。”

    “你知道卢瑟穿几号鞋吗？”

    “他的脚比我的小一点，我想他大概穿七号半或八号的鞋。”

    “他有没有送过靴子给邓波尔？”

    “呃，”他脱口而出，“卢瑟会送靴子给邓波尔只有一种情形，就是穿着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双靴子可能是简妮的。”

    “哦，当然，她和卢瑟的鞋子尺寸也许差不多。她个子很高，几乎和邓波尔一样高，我一直怀疑这是造成他乖戾行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会站在狂风中谈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开公文包，因为他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们不是非这么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东西，”我说，“我们也可以采用DNA检验方式。”

    “如果对你来说都一样，”他眼神炯炯地走向大门，“我想还是告诉蕾切尔好了。”

    高特家的门厅粉刷成白色，镶着浅灰色的线框。一盏旧黄铜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垂挂而下，雅致的螺旋梯通向二楼。客厅里装饰着英国古董、东方地毯和房主的祖先们气势摄人的油画肖像。蕾切尔·高特端坐在沙发上，腿上搁着针线。从宽敞的拱形门望过去，可以看见餐厅里的椅子上罩着针绣制品。

    “蕾切尔，”高特先生像个摘下帽子的害羞大学生站在她面前，“我们有客人。”

    她捻着针缝进缝出。“哦，真好。”她微笑着放下针线。

    蕾切尔·高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皮肤白晳，眼睛是淡色的。我很惊讶邓波尔和简妮遗传了他们母亲和叔叔的外貌。但我决定不去猜测，而把问题留给门德尔的显性遗传理论或基因统计学。

    高特先生在沙发上坐下，招呼我坐高背椅。

    “外面的天气如何？”高特太太露出酷似儿子的浅浅微笑，用慵懒的南方口音说，“我不确定虾还有没有。”她直视着我，“你知道，我还不清楚你的名字。好了，佩顿，别无礼了，快把你这位新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啊。”

    “蕾切尔，”高特先生再度尝试，他将双手搁在膝盖上，垂着头说，“她是一名法医，从弗吉尼亚来。”

    “哦？”她那双纤巧的手拧着腿上的缝布。

    “我想你可以称呼她为验尸官。”他凝视着妻子，“亲爱的，简妮死了。”

    高特太太敏捷地重新拿起针线。“你知道吗，我们屋外有一株木兰花，活了将近一百年，直到春天才遭雷击而死掉。你能想象吗，”她继续缝着，“我们这里真的有暴风雨，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我住在里士满。”我回答。

    “哦，对了，”她手中的针穿梭得飞快，“我们没有在战争中被烧死，真的很幸运。我打赌你一定也有个打过仗的曾祖父。”

    “我祖先是意大利人，”我说，“我家在迈阿密。”

    “这里突然热了起来。”

    高特先生无奈地坐着，目光低垂。

    “高特太太，”我说，“我在纽约看到简妮了。”

    “是吗？”她似乎真的很喜悦，“快把经过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