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犯罪游行准时举行，阵容包括十五个宗教团体和一支临时成立、掺杂了主张将罪犯赶出社区的成人及孩童的队伍。天气转坏，强风夹带着雪片，将越来越多的人逼进出租车和地铁，因为已经冷得无法步行。

    两点十五分，露西、佩恩指挥官和我守在指挥室里，所有终端机、电视机和无线电都开启着。工程研究处把好几辆调査局的车漆成出租车的黄色，里面配备了无线电、扫描仪和其他监视器材，韦斯利此刻就待在其中一辆里面。马里诺正在街上和大批交通警察局警察以及便衣探员待在一起。人质救援小组则分散在达柯塔园、药房和布里克街。我们无法精确掌握每个人的位置，因为外面那些人一直处于移动状态，我们则在室内固定不动。

    “为什么没人打电话来？”露西抱怨道。

    “还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佩恩指挥官说。她神情从容，毫无紧张感。

    “我想游行应该已经开始了。”我说。

    佩恩指挥官说：“正从拉法耶街朝这里过来。”

    她和露西都戴着耳机，耳机线连接到工作站底部的插座上。她们分别在收听不同的频道。

    “好，好，”佩恩指挥官突然坐直了，说，“发现他了！在七号月台！”她对露西大喊，露西的手指立刻飞弹起来，“他刚出现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已经从公园地底的一条隧道进入了地铁系统。”

    七号月台的影像出现在电视机的黑白屏幕上。我们看见了一个身影，穿着深色长外套、靴子，戴着帽子和深色眼镜。他站在月台边缘，退在所有乘客的后方。露西调出另一个地铁场景，佩恩指挥官继续守着无线电，我则看着屏幕上或坐或站、或走动或看着地图的人群。一趟列车呼啸而来，减速停下。车门开启，他走了进去。

    “列车开往哪个方向？”我问。

    “往南。他朝这边来了！”佩恩指挥官兴奋地说。

    “他乘的是A线。”露西注视着终端机说道。

    “没错，”佩恩指挥官说，“最远只到华盛顿广场，然后他可以转乘F线到第二大道。”

    露西说：“我们会一站一站地检査。我们不知道他会在哪一站下车，但他总得在某个地点下车，好返回隧道。”

    “如果他要去第二大道，也只能这么做了，”佩恩指挥官继续冲对讲机说话，“他无法乘列车去那里，因为列车不会在那里靠站。”

    露西操控着几台闭路电视机，屏幕上间歇性地出现不同车站的场景，每当此时就有一趟看不见的列车正朝我们的方向驶来。

    “他不在四十二号月台。”她说，“在佩恩站和二十三号月台也没看见他。”

    屏幕闪烁不止，画面中陆续出现各个月台以及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的人群。

    “如果他继续待在车上，应该会到达第十四街。”佩恩指挥官说。

    但如果真是这样，他没有下车——至少我们没看见他下车——那么我们的运气就意外地转了个大弯。

    “上帝！”露西说，“他在大中央车站。他怎么到那里去了？”

    “他一定是提前向东转了，然后穿过时代广场。”佩恩指挥官说。

    “可是为什么呢？”露西说，“没道理啊。”

    佩恩指挥官呼叫〇二——本顿·韦斯利的代号。她问他高特是否往药房打了电话。她拿下耳机，打开麦克风，让我们都能听见。

    “没有，他还没打电话。”韦斯利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们刚在屏幕上发现他在大中央车站。”她说。

    “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那里。但他可以选择的路线太多了，他可能因为千百种理由而改变下车地点。”

    “恐怕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