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他们让我下飞机。我只有一个念头：有人将毒品塞入我的袋子里，是德内莎·斯坦纳栽赃的。我疯狂地环顾跑道和机场的玻璃窗，想找正在暗中窥视我的人，一个女人，她现在已隐身于阴影之中，看着我百口莫辩。

    一个穿着红色跳伞衣的地勤人员指着我。“就是她！”他激动地说，“在她腰带上！”

    我恍然大悟。

    “只是一个电话。”我缓缓移开手肘，一边让他们看清我外套里面的东西。在穿宽松的衣服时，我通常将移动电话挂在腰带上，这样不用费事将它从袋子里掏出来。

    一个警察转了转眼珠。那个地勤人员满脸惶恐。

    “哦，糟糕，”他说，“看起来真像一把九毫米口径手枪。我曾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相处过，她看起来也像探员。”

    我瞪着他。

    “女士，”一个警察说，“袋子中有枪械吗？”

    我摇头，“没有，我没有带。”

    “真是抱歉，他以为你在腰间佩着一把枪。驾驶员检查了旅客名单，发现没有人获得授权带枪上飞机。”

    “有人告诉你我携带枪械了吗？”我问穿着跳伞衣的地勤人员，“如果有，是谁？”我再次环视四周。

    “不，没有人告诉我。我只是在你经过时将它看成了枪，”他嗫嚅地说，“就是装移动电话的那个黑套。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也于心不忍了，“你只是尽自己的职责。”

    一个警察客气地说：“你可以回飞机上了。”

    我回到座位上，身体剧烈颤抖，双膝几乎撞在了一起，觉得似乎全机的人都在看我。我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看着报纸。驾驶员很善解人意地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

    “她带的是九毫米口径移动电话。”在众人的笑声中，他继续解释延误原因。

    这次困扰不是德内莎·斯坦纳造成的，我无法怪罪于她，但我惊觉自己几乎本能地认定是她做的。她控制了我的生活，掌控了我的思想与行为，而且如影随形地跟在我身后，我所爱的人也已经成为她的棋子。这令我反感，我快气疯了。突然，一只柔软的手触碰了我的胳膊，我差点跳起来。

    “真的很过意不去，”一位空服人员平静地说。她长得很美，有一头烫过卷的金发。“至少让我们请你喝一杯。”

    “不用了，谢谢。”我说。

    “要不要吃点什么？恐怕只有花生了。”

    我摇头，“不必介意。我倒希望你们彻底检查任何会危及旅客安全的物品。”我说着得体的场面话，思绪早已飞入云端。

    “你真是有雅量。”

    夕阳西沉时，飞机降落在阿什维尔，我托运的手提箱很快就由一间小行李室的输送带送了出来。我再次到女厕所将手枪放回皮包，然后在路边招来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位老先生，带着毛线帽，帽缘下拉盖住了耳朵。他的尼龙夹克脏兮兮的，袖口已有磨损，放在方向盘上的大手看起来也很粗糙，但他开车很平稳。他提醒我，前往黑山还有一段路程，他是替我担心车钱，因为可能需要近二十美金。当我的眼眶蓄满泪水，我闭上眼睛，将之归咎于驱赶严寒的暖气太强了。

    红白色的老旧道奇车轰隆作响，让我觉得像在坐飞机。我们往东前往一个不知不觉间已面目全非的小镇，镇民或许还不知道那个背着吉他回家的小女孩的真实遭遇，也无法理解我们这些奉命前来帮忙的人的处境。

    我们正被各个击破，对手有过人的洞察力，可以察觉我们的弱点及可能受伤之处。马里诺已经成为那个女人的俘虏和武器供应者；与我情同母女的露西头部受伤，目前在戒瘾中心——她没有丧命真是奇迹；一个住在山间，啜着私酿烈酒，在学校打扫卫生的单纯工友，如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