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一月二十日那天像三月天一样刮着大风,阳光刺眼,但比三月冷多了。我沿着布朗街向东,朝约翰·马歇尔法院驶去。
“现在我要再跟你说一件你已经知道的事。”尼古拉斯·古鲁曼说,“媒体会像抢食的鱼群一样疯狂。靠得太近的话,他们会给你啃掉一条腿。到时候我们并肩走,眼睛往下看,不管是谁、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头,也不要看任何人。”
“我们会找不到停车位的。”我边说边左转开上第九街,“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慢一点,右侧路边的那位好心女士有所动作。她要离开了,如果她最后能出得来。”
我的车后喇叭声大作。我瞥了一眼手表,然后转向古鲁曼,像运动员等待教练最后一分钟的指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克什米尔长大衣,戴着黑色皮手套,顶端镶银的手杖靠在坐椅旁,膝头放着一个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公文包。
“记住,”他说,“有权决定叫谁进去、不叫谁进去的是你那位朋友帕特森,所以我们得靠陪审团插手,这就要看你的了。你得让他们对你有感觉,凯。在走进那房间的一刹那,你就得跟十个、十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不管他们要跟你聊什么,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要让他们接近你。”
“我明白。”我说。
“我们要孤注一掷,说定了?”
“好。”
“祝你好运,医生。”他微笑着拍拍我的手臂。
我们进入法院,一位警官拦住我们,用金属探测扫描仪检查我的皮包和公文包。在我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前来作证时,他已经重复过这套程序几百遍了,但这次他避开我的眼神,什么也没说。古鲁曼的手杖引发了探测器的反应,他耐心之至、极有礼貌地解释说,手杖尖端和外层镶的银是拆不下来的,而且深色的木质杖身里真的没有藏任何东西。
“他以为我这里面放了什么,吹箭筒吗?”我们进入电梯后,他说道。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的那一刹那,虎视眈眈的记者果然不出所料地蜂拥而上。虽然患有痛风,但我的律师移动的速度仍然算快,手杖点地的声音伴着大步向前的步伐。意外地,我觉得一切都离得很远、很不清晰,直到我们走进几乎空荡荡的法庭,本顿·韦斯利和一个我知道是查尔斯·赫尔的瘦小年轻男人坐在角落,右脸颊上满是纵横交错的粉红色疤痕。他站起来的时候很拘谨地把右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我看见他少了好几根手指。他穿着不合身的暗色西装,打着领带,眼神四处游移。我只顾着机械化地坐下来,然后翻看公文包。我没办法和他说话,这三个男人也都聪明地假装没注意到我很难过。
“我们先来谈一下他们手上有什么。”古鲁曼说,“我想杰森·斯多瑞一定会作证,还有路瑟罗警官。当然,还有马里诺。帕特森还会在他的明星阵容里加进谁,我就不知道了。”
“先声明一下,”韦斯利看着我说,“我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说审判的时候我会这么作证。”
“我们是假定不会到开庭审判的地步。”古鲁曼说,“你进去的时候,我要你让陪审团知道,你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不成立,但他还是坚持进行。只要他问的问题跟你们私下已经谈过的议题有关,你回答时就这么说:‘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也告诉过你’,或者‘我们哪天谈话的时候,我明确地表示过’等等。很重要的一点,要让陪审团知道你不只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更是匡提科行为科学小组的组长,而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分析暴力犯罪,并建立罪犯的心理模式资料。你也可以声明,就目前在调查的这些杀人案来说,斯卡佩塔医生无论正着看、倒着看都完全不符合凶手的心理模式,事实上,你觉得把斯卡佩塔医生扯进来是很荒谬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