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发现支持什么呢？”她追问，“而且，又是什么样的‘发现’呢？根据我手边所有可以听到、读到的资料，你根本没有什么混账发现。”

    一片云雾飘过，使天空看来有些昏暗，阳光下有一架似银针般的飞机，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丝线。在沉默中，我看着那条凝结的白线慢慢扩散，逐渐消失。如果德博拉和弗雷德跟其他那些情侣有相同的命运，我们是不可能很快找到他们的。

    “我的戴比从没碰过毒品，”她继续说，眼泪在睫间闪动。“她也不会参加任何神秘宗教或组织。她脾气是不太好，有时也会很沮丧，就像所有同龄的青少年。但她不会——”她突然止住，努力地压抑情绪。

    “你必须试着冷静面对此刻，”我静静地说：“我们不知道你女儿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弗雷德究竟怎么了。也许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知道。有没有什么关于她的——或他们的事，你可以告诉我的？任何一些可以帮得上忙的？”

    “今早一名警官来过，”她深深吸了口气后回答，“他到她卧室拿了些她的衣服和梳子，说衣服是给狗闻嗅用的，另外梳子上的头发可以拿来比对在她吉普车上发现的毛发。你要看看它吗？她的卧室？”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点点头。

    我跟着她走上打磨上蜡的硬木阶梯来到二楼。德博拉的卧房在东侧，在那儿可以看到旭日东升，或风暴集结在詹姆士河上。它看来不像一般典型的青少年房间。家具是北欧式样，造型设计简单，用上好的柚木制成。一条淡淡清爽的蓝绿色棉被盖在一个大号的床上，地上是一条印度织毯，上面满是玫瑰和近深蓝的紫色。书架上尽是百科全书和小说，书桌上的双层架排满了奖杯和十几块有浅色缎带悬吊的奖牌。架子最上层是一幅大照片，德博拉站在平衡木上，背脊曲拱着，双手维持着一个如鸟儿般的美妙姿势，而她脸上的表情，像沉浸在她自己的圣殿里，充满着完全的纪律和优雅。我不需要身为德博拉·哈威的母亲就能了解这个19岁的女孩相当特别。

    “戴比自己挑选这儿所有的东西，”哈威太太在我四处浏览时说，“家具、织毯，还有颜色，你或许不知道她几天前才在这里收拾衣物准备上学。”她盯着角落里的手提箱和皮箱，然后清清喉咙。“她非常有组织性、有纪律，我想那是承袭于我。”她笑笑，却掩盖不住焦虑，接着又加了一句，“如果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我相当有组织性。”

    我记起德博拉的吉普车。它从里到外看起来都很清洁整齐，所有的行李和杂物都井然有序地堆放着。

    “她对她的东西相当在意，”哈威太太边说边移到窗前，“我时常担心我们太宠爱她，包括她的衣服、车子、金钱。鲍勃和我在这点上花了很多时间来商量决定。有时会有些困难，因为我住在华盛顿。可是去年我接获任命时，整个家族都觉得，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不是个好主意，而且鲍勃的事业在这儿。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我一个人住公寓，然后尽量在周末回到家来，等到下次选举时再看看情况如何。”

    停顿了好一会儿，她继续说：“我想我要说的意思是，我很难拒绝戴比对我提出的要求。当你想要给你的孩子最好的一切时，很难同时兼顾所谓的明理。特别是当你回想自己在他们这个年纪时的渴望和欲求，对自己的衣着和身材是如何的不满意。而你知道父母无法负担皮肤专家、牙齿矫正专家，或整型外科医生的责任。我们尽量试着采取中庸之道。”她双手交叉在胸前。“有时我会疑惑，我们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譬如她的吉普车。我当时反对她有车，但我没有精力去争论，尤其是她相当实际，要一辆能在全天候都很安全的车子。”

    迟疑中，我问：“你提到整型外科，你是指你女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