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死、绞死，或割破喉咙，”我说，这不是他第一回这样挤压我。“那些尸体都已经分解腐烂得很严重了，彭顿。我只想提醒你，那个警察杀手理论暗示了被害人进入歹徒的车子里。另外上个星期，根据那只警犬的表现，我认为如果有人对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做了什么，那个人很可能把德博拉的吉普车开走，抛弃在体息站，然后走路跨过州界离开。”

    韦斯利的脸看来相当疲倦，已经按摩太阳穴好几次，像是头很痛似的。“我邀请你们两人来的目的是因为这个案子有些层面要很小心地处理。我希望我们三人间能直接坦白的交换意见。谨慎周到的顾虑是绝对必要的，绝对不要跟记者们接触，不要向任何人泄漏，即使亲近的朋友、亲戚，其他的法医或警察。彼此间不要用无线电联络。”他看了看我们两个。“当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出现时，一定要立即通知我。而如果哈威太太想跟你们任何一人接触，请她直接来找我。”

    “她已经找过我了。”我说。

    “我知道，凯。”韦斯利回答，看也不看我。

    我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但我有些惊讶，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我可以理解你去看她的原因，”他说，“但最好不要再发生，你也别再跟她讨论这个案件，那只会增加麻烦。倒不是怕她会干扰调查，而是她知道的越多，越会把自己推往危险境地。”

    “为什么？因为她会死掉？”马里诺怀疑地问。

    “不如说她会变得失去控制，进而丧失理智。”

    韦斯利关心帕特·哈威的心理健康也许是有根据的，但于我而言，那根据基础未免太薄弱了些。晚餐后，马里诺和我开车回里士满的路上，我不禁忧虑着韦斯利要见我们的真正理由跟那对失踪情侣的找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有一种被监控、不能自主的感觉。”当里士满在地平线上出现时，我终于坦白地说。

    “欢迎加入行列。”马里诺暴躁地说。

    “你想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喔，是哦，”他回答，把车上的点烟器往下压。“我是在怀疑，那个天杀的调查局捕风捉影地认为这其中有些事会使哪个重要人物很难看。我感觉有这么一个人想要遮掩什么，而彭顿被夹在中间。”

    “如果他是，那我们也是。”

    “猜对了，医生。”

    距离上回艾比·敦布尔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已经有三年了，那时她满手抱着新鲜的鸢尾花和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她当时是来说再见的，我事先已从里士满的《时代》报导中得知，她要转到《华盛顿邮报》担任主跑警方新闻的记者。我们像大多数人在别离场合都会说的那样，彼此承诺要保持联络等等，而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连上一回是什么时候和她通电话或写信的都不记得了。

    “你要我把她的电话转进去吗？”罗丝，我的秘书问我，“或者我请她留话？”

    “我来跟她说，”我说，“斯卡佩塔。”在我来得及意识到之前，我已习惯性地报上名字。

    “你还是那般叫人诅咒的简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艾比！对不起。”我笑起来。“罗丝告诉我电话是你打来的。跟往常一样，我手边处理着上百件事务，再加上我想我已经丧失了在电话中表现友善的能力了。你怎样？”

    “很好。只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搬来华盛顿后，谋杀案件遽增了三倍。我一切都还好。”

    “我希望那只是个巧合。”

    “毒品。”她听起来有些紧张。“古柯碱、盗窃和自动步枪。我以前总认为那种事件在迈阿密最严重，或者纽约，但事实是我们可爱的首都最糟糕。”

    我抬眼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