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时间从一天又一天变成以星期为计算单位快速飞去。自从我把庄家房的消息转给马里诺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联络，我也没有从任何人处得到任何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静默变得越来越巨大，也越来越不吉利。

    入春的第一天，我从已经待了三个小时的会议室抽身，我在那里遭到两名律师连番询问，罗丝告诉我有电话找我。

    “凯？是我，彭顿。”

    “午安。”我说，肾上腺素汹涌着。

    “你明天可不可以来匡提科？”

    我伸手拿我的日志，罗丝已经写进一个会议时间，但那可以改期。

    “什么时间？”

    “10点，如果方便。我已经跟马里诺谈过了。”

    我还来不及问任何问题，他就宣称无法多谈，说见面时会告诉我所有细节。我离开办公室时已是6点钟。夕阳隐没，天气转凉。当我转上屋前车道时，注意到屋里的灯亮着。艾比在家。

    我们最近很少见面，两人都忙进忙出，几乎没说上什么话。她从不到商店买东西，但偶尔会在冰箱上摆着的磁铁下留张50元美金，跟她所吃不成比例，她吃得意外的少。当葡萄酒或苏格兰威士忌变少时，我会在瓶子底下找到一张20美元。几天前，我在一盒用光了的洗衣粉上发现一张5元美金。绕着我屋子里的房间走一遭，就像是一场奇异的寻宝之旅。

    我打开前门，艾比突然站在门口，瞪着我。

    “对不起，”她说，“我听到你车子的声音，不是要吓你。”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打从她住进来开始，我就逐渐变得神经兮兮。我想我对于失去的隐私还没有能够调整适应过来。

    “要喝点什么吗？”她问，看起来相当疲累。

    “谢谢。”我说，解开我大衣的扣子，眼睛搜寻着客厅。咖啡桌上一个塞满烟蒂的烟灰缸旁，有一只酒杯和几份记者用的笔记簿。

    我脱下大衣和手套，径直上楼，把大衣手套丢在床上，回带听取答录机上的留言。我的母亲来电话，如果我在晚上8点钟以前拨一个特定号码，有机会得什么奖；马里诺告诉机器说明天早上几点来接我；马克和我继续错失对方，只彼此在对方答录机里留言。

    “我明天要到匡提科。”我回到客厅，告诉艾比。

    她指了指放在咖啡桌上的我的饮料。

    “马里诺和我要去看彭顿。”我说。

    她伸手拿她的香烟。

    “我不知道事情发展得怎样了，”我继续，“也许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

    “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多，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当你在办公室时，我也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处理什么醒目重要的东西，你想知道什么？”我微微提议着，试图驱散紧张气氛。

    “我不问是因为我知道你对你的工作非常保密，我不愿意去窥探。”

    我假设她是在暗示，如果我问她最近在做些什么，我就是在窥探。

    “艾比，你近来似乎很陌生、很冷淡。”

    “心事太多，请不要觉得是因为你的缘故。”

    当然她有很多事要想，像是她要写的书，像是她要怎么处理她的生活，但是我从未见过艾比如此孤独退缩。

    “我只是关心，如此而已。”我说。

    “你不了解我的个性，凯。当我专心投入某些事情时，整个人就会被完全吞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也无法将之驱之脑后。”她停顿了一下，“你说这本书是一个救赎的机会，对的，它是。”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艾比。我知道你的能力，这本书肯定会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