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白人，黑发，棕眼。5英尺11寸，160磅重。”斯浦勒尚未被逮捕或讯问，但被严密监视着，到目前为止，监视结论是不完全正常。

    他有几次在很深的夜晚离开他两层楼的砖石房屋，开车到两家酒馆和一家休息站。他似乎以不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太久。他总是一个人。前一个礼拜，他跟一对从“汤姆·汤姆斯”酒吧出来的情侣攀谈，后来又找人问路，没有其他事情发生。那对情侣坐上他们自己的车离开，斯浦勒进到他的林肯车继续漫游，最后回家。没有调换汽车牌照。

    “我们有搜证方面的问题，”韦斯利说道，透过玻璃杯看着我，脸色严峻。“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弹壳。你在里士满则有从德博拉·哈威身上起出的子弹。”

    “我没有那颗子弹，”我回答，“子弹是在刑事科学馆。我猜你们已经开始对自伊丽莎白·莫特汽车里发现到的血迹进行DNA分析了吧？”

    “那还要等一到两个星期。”

    我点头。联邦调查局的DNA实验室用五种多形态的探测器，每一个探测器都需要在X射线显影剂中放上大约一个星期，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很久前就写信给韦斯利，建议他向蒙塔纳拿血液样品，立刻开始做分析。

    “如果没有嫌疑犯的血液，DNA根本一点鬼用也没有。”马里诺提醒我们。

    “我们正在计划着。”韦斯利很有毅力地说。

    “嗯，看来我们可以用汽车牌照的事实来爆炒斯浦勒一番。问问这个混蛋，要他解释几星期前为什么要用阿蓝诺夫的牌照到处开车游逛。”

    “我们无法证明他调换牌照，只有凯和艾比的证词对他不利而已。”

    “我们只要法官签发一张搜查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搜查。也许我们会找到10双鞋子，”马里诺说，“或者一支乌兹、一些九头蛇——沙克弹药，谁知道我们会找到什么？”

    “我们是计划那样做，”韦斯利继续说着，“但得一件一件来。”

    他起身再去倒些咖啡，马里诺拿起我的杯子和他自己的，也跟着他走。“交易所”在这个早上没什么人。我环顾四周没有顾客的桌子，电视在另一边角落上，我试着想像这里晚上的样子。训练中的警员生活得像教士。异性、酒精和香烟在宿舍内是禁止的，同时房间也不能上锁。“交易所”提供啤酒和葡萄酒。如果要有争执抗斗，或卤莽的言行，应该都是在这里发生。我记得马克告诉过我，有一个晚上他拉开一场以一对多的打斗场面，那是一个新来的联邦调查局警员，太过于投入他的家庭作业，决定要“逮捕”一桌子的毒品贩子。桌子被掀翻，啤酒和爆玉米花洒了遍地都是。

    韦斯利和马里诺回到桌畔放下咖啡，韦斯利脱下他珍珠灰的西装外套，整齐地搭在椅背上。我注意到，他里面穿着的白色衬衫几乎没有什么绉褶，丝质领带上有孔雀蓝配白色小鸢尾花的图饰，还穿着孔雀蓝吊带。马里诺跟他这位高贵伙伴配在一起，是道道地地的陪衬物。他即使穿上最典雅的西装，也因为他那伟大的肚腩，无法鹤立鸡群般凸显出来，但是我仍然要为他喝彩。这些日子以来他的确很努力试着改变。

    “对斯浦勒的背景你知道多少？”我问。韦斯利正在写笔记，马里诺则在读一份档案，两个男人似乎都忘了这张桌子上还存在着第三个人。

    “他没有什么记录，”韦斯利回答，抬起头来，“从来没有被逮捕过，过去10年内，甚至没有收到超速罚单。他于1990年2月，跟弗吉尼亚海滩的交易商买下那辆林肯车，用一辆86年的老车来交换，然后以现金补足剩余的差额。”

    “那他应该很有些钱啰，”马里诺评论着，“开昂贵的车子，住在一栋好房子里，很难相信他那间书店会赚到这么多钱。”

    “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