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他跟着吉尔和伊丽莎白到安佳，那就是他决定下手的时候。他把他的车留在什么地方，走路到酒吧，手上提着运动袋。”

    “而你认为他进到酒吧，看着她们喝啤酒？”

    “不，”我说，“我想他太小心，不会那样做。我认为他暗中等着，直到她们从酒吧出来，进到福斯汽车里。然后我想斯浦勒到她们跟前，演起同一套戏码，说他的车子抛锚了。他是她们常光顾那家书店的老板，她们没有理由去怕他。他坐进车里，很快露出狰狞的面目。他们没有到预定的树林区域，却是到达了墓园。那两名女子，尤其是吉尔，并没有合作。”

    “而他在福斯汽车里流血，”马里诺说，“流鼻血，也许。没有一种吸尘器可以把坐椅或地板上的血迹清理干净。”

    “我怀疑他有心思去使用吸尘器。斯浦勒当时可能非常慌张，也许想尽快把车子处理掉，弃置在最方便的地点，而那恰恰是间汽车旅馆。至于他的车子到底停在那里，谁知道？但我敢打赌他当时搭过短程的顺风车。”

    “也许那次袭击两个女人的情况把他给吓坏了，所以接下来的5年一直没有再试。”

    “我不那样想，”我说，“我们忽略掉什么了。”

    几个星期后，我在家工作着，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答录机的录音讯息还没有开始转动，来电者就把电话挂断。半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我在答录机接起来之前拿起话筒。我才说声“喂”，线路又断了。

    也许是有人要跟艾比联络，却又不想跟我说话？也许柯利弗德·林已经发现她住在哪里了？我的心思就这样被打了岔，于是起身到冰箱找东西吃，拿出几片奶酪。

    当我回到我的账单表格上时，听到有车子开过来，砂砾在车轮辗压下嘎扎嘎扎作响，我以为是艾比，然后门铃声响了起来。

    我从门镜看出去，是穿着红色风衣，拉链拉到颈边的帕特·哈威。那些挂断的电话，我心中想着。她要确定我在家，因为她要跟我面对面地说话。

    她先对我寒暄着什么“很抱歉打扰你”之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不真的如此想。

    “请进。”我不情不愿地说。

    她跟着我来到厨房，我倒了杯咖啡给她。她呆板地坐在餐桌旁，盛着咖啡的马克杯圈在她合握的掌心里。

    “我打算直接了当面对你，”她开始说道，“有消息传来，他们在威廉斯堡逮捕的这个人，斯蒂芬·斯浦勒，可能在8年前谋杀两名女子。”

    “你从什么地方听到的？”

    “那并不重要。那个案件一直没侦破，现在已经跟其他5对情侣的谋杀案连在一起了。那两个女人是斯蒂芬·斯浦勒的第一对受害人。”

    我注意到她左眼下眼睑不自觉地抽动痉挛着。自我上回看到帕特·哈威到现在，她生理上的退化实在叫人吃惊。她金棕色的头发没有生气，眼神迟钝，皮肤苍白有绉褶，甚至看来比她在电视上的记者招待会里还要瘦弱。

    “我不确定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紧张地说。

    “他先让他们信任他，他们使自己陷入脆弱无助的境地。那是他对其他人所做的事，还有我的女儿和弗雷德。”

    她不停歇地说着，好像那些已经成为事实。帕特·哈威已经在她脑里定了斯浦勒的罪。

    “但他永远不会因谋杀戴比而受惩罚，”她说，“我现在知道了。”

    “现在说这些实在还嫌太早。”我平静地说。

    “他们没有证据，在他屋里找到的东西不够判他的罪。那无法在任何一个法院成案，即使那样，也还得假设这个案子符合递送法院的成立要件。你无法只因为你在他的屋子里找到报纸剪报和外科用手套，就定某人犯了谋杀罪，特别是如果被告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