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武器的执照，六年前由一个北弗吉尼亚州的老法官签发的，那个老法官已经退休，搬到南方去了。普瑞斯的执照申请书上显示他未婚，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名为‘芬克斯坦’的金银交易中心工作。‘芬克斯坦’现在已经关了。”

    “监理处有没有他的资料？”韦斯利继续写着。

    “没有任何罚单，名下有一辆一九八九年的宝马，住址位于华盛顿特区都旁街的一处公寓，但他去年冬天就搬走了。房东找出了他的租房合同，工作栏上写的是自由职业。我还在追踪，最近会请国税局将他过去五年的纳税资料调出来。”

    “他会不会是私家侦探？”我问。

    “至少没有在华盛顿特区登记。”马里诺答道。

    韦斯利抬起头看着我：“他受人雇用，只是我们不知道雇用目的何在。他的行动失败了，幕后指使者必定会再试一次，我不希望下回再让你碰上，凯。”

    “如果我说我也不想碰上，你们会相信吗？”

    “我的意思是，”他突然像一个严肃的父亲，“我希望你避免一切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情况，比如，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在大楼无人的时候工作。我不光是指周末，平常也不要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那时大家都回家了，只身一人走到黑暗的停车场是非常危险的。最好在五点钟离开，同事才能照应你。”

    “我会记住。”

    “如果一定要加班，凯，至少打电话请警卫陪你走到车上。”韦斯利还没说完。

    “碰到那种情况，干脆打电话给我。”马里诺主动请缨，“你有我的寻呼机号码，要是我不在，叫他们派警车送你。”

    好，我想，今晚若能在十二点以前回到家就算幸运了。

    “务必格外小心。”韦斯利认真地看着我，“毕竟已有两人被杀，凶手又还没抓到。行凶动机不明，案情离奇，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止一次回想起他的话。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没有情况不可能发生；一加一不等于三，也可能等于三；斯德琳的死与他弟弟和贝丽尔的死不能画上等号，说不定也能画上等号？

    “你曾告诉我，贝丽尔遇害那晚，哈博小姐不在家，”我对马里诺说，“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线索？”

    “没有。”

    “不管她去哪里，你认为她是开车去的吗？”我问。

    “不是，哈博家里只有那辆白色的劳斯莱斯。贝丽尔死的那晚，开车的是她弟弟。”

    “你怎么知道？”

    “问过考匹柏酒馆的人，”他说，“那晚，哈博到酒馆的时间一如往常，他一个人开车去，六点半左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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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事件后，我竟然在周一早上的会议中宣布休年假，在场同人无不吃惊。

    大家都猜我是在杰布·普瑞斯事件中受到过度惊吓，需要休息疗养。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会去哪里，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这么走出大楼，身后是悄悄松了口气的秘书和满桌待处理的公事。

    回到家，我花了整个上午打电话给有班机飞到里士满拜尔德机场的航空公司，那是对斯德琳·哈博来说最方便的机场。

    “我知道改变行程需付百分之二十的罚金，”我告诉全美航空的票务员，“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改期，我是在问几个星期前，她有没有上飞机。”

    “不是你的票吗？”

    “不，”我已经说了三次，“机票是她的。”

    “那么她要亲自打电话来才行。”

    “斯德琳·哈博死了，”我说，“她不能亲自打电话给你。”

    对方沉默了。

    “她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