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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过后下起一阵寒雨，早晨的世界如玻璃一样清澈洁净。整个周六我都待在屋里，艾尔·哈特的话不断地在我脑中重复，侵占了我原本独立隐秘的思绪，好似屋檐下断裂的冰柱突然插入了平静的土壤。我有罪恶感，就像所有接触过自杀者的人一样感到不安。我觉得应该可以阻止这场悲剧发生……

    我麻木地将他的名字填入死亡名单。已经有四个名字了，两人遭蓄意谋杀，两人不然，可所有人的死彼此相联，交集点是那根橘色纤维。周末两天我都在家工作，因为城里的办公室只会提醒我，我已经暂时失去工作权。没有我，他们仍能照常运作。此时，来找我倾诉的人死了。我敬重的检察长来向我要答案，我无法提供任何东西。

    我只能以最无效的方式对抗目前的心境。我在电脑前输入所有案子的线索，埋首阅读相关参考书籍，还打了很多电话。

    周一早上，我在马槽街的火车站与马里诺见面。我们走在两列靠站火车中间，引擎令冬日的空气变得温暖，也带来了一阵机油的气味。我们在车尾找到座位，延续着先前的谈话内容。

    “麦斯特森医生话不多，”我一面提及哈特的心理医生，一面将购物袋小心放好，“但我感觉他对哈特印象深刻，只是不肯多说。”为什么我总会碰到脚踏板坏掉的椅子？

    马里诺慵懒地打了个大哈欠，调整好椅背半躺下来，他的椅子完全没问题。他没提议交换椅子。要是他提议，我一定接受。

    他回答：“哈特入院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八九岁。”

    “对，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我说。

    “我猜也是。”

    “什么意思？”

    “他那种类型的人都有抑郁症。”

    “什么叫‘他那种类型’，马里诺？”

    “这样说吧，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总会想到‘病态’这个宇眼。”

    马里诺同任何特殊的人说话时，都会想起“病态”这个字眼。

    火车静静地往前滑行，像船只驶离港湾一样。

    “我真希望你曾录下你们的对话。”马里诺又打了一个哈欠。

    “和麦斯特森？”

    “不，和哈特，他到你家对你说的话。”

    “他说的话很抽象，不太重要。”我回答得有些不自在。

    “很难说，我觉得那家伙好像知道不少，真希望他可以活久一点。”警察搜过他父母的住处，没有找到能证明哈特与贝丽尔·麦迪逊或盖瑞·哈博死亡有关的东西。况且，贝丽尔遇害那晚，哈特与父母在俱乐部用餐。哈博遇害时，他正与父母欣赏歌剧。警察查证过，他父母所言属实。

    我们一路摇晃着向北，火车发出刺耳的笛声。

    “贝丽尔的事将他推下了悬崖，”马里诺说，“他对凶手强烈的情绪感同身受，终于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

    “我猜是贝丽尔掀开了他的旧创，”我说，“让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与人发展正常关系。”

    “他与凶手像是同一个工厂制造的，两人都不能发展正常男女关系，都是失意者。”

    “哈特不像凶手那么凶暴。”

    “说不定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开始倾向残暴，无法接受才自杀。”马里诺说。

    “我们不知道是谁杀了贝丽尔和哈博，”我提醒他，“不能断言凶手和哈特相像，也不知道行凶的动机是什么。凶手也可能是像杰布·普瑞斯这样的人，或是像吉吉。”

    “吉吉个屁。”他嗤之以鼻。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条件把任何可能排除在外，马里诺。”

    “怎么可能？他在瓦哈拉疗养院碰到个叫吉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