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忍受只能呆坐在办公桌前。我必须找点事情来让自己分心，不然就会完全失去冷静。

    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而埃伯格又要求在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之内见到我。他不可能只是邀请我去喝茶。

    我到处查看证据收集的进展。通常我会去楼上各个检验室拿证据，有时只是去看看我的案子的进展——就像个尽责的医生巡视病人一样。但此时此刻，这次例行公事却像是一趟暗藏危机又绝望的旅程。

    司法科学局像个蜂窝，一间间小房间里塞满了各种检验设备，和身穿白袍，戴着塑料护目镜的人。

    当我经过他们敞开的门口时，有几个检验专家对我点头微笑，但大多数人都没抬头，他们太专注于手上的工作，对路过的人毫无所悉。而我在想艾比·特恩布尔和其他我不喜欢的记者。

    是不是某个野心勃勃的记者侵入了我们的电脑盗取数据？

    这等事情发生多久了？

    黑色桌面上凌乱散布的量杯、试管和酒精灯将我拉回现实，我赫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转进了血清实验室。挤在玻璃橱里的是一袋袋证据与一瓶瓶化学药品。房间中央则是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从洛丽·彼得森床上剥下来的被套与床单。

    “你来得正好。”贝蒂跟我打招呼，“如果你想得胃溃疡，现在正是时候。”

    “不，谢了。”

    “嗯，我早得了。”她加上一句，“你怎么可能免疫呢？”

    贝蒂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快退休了，她五官轮廓鲜明，淡褐色的眼里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或许有些羞涩敏感，看你愿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她而定。我第一次遇见她就喜欢她。这位首席血清专家做事非常精细，洞察力敏锐得犹如手术刀。她私下里热衷赏鸟，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一直没结婚，也从没因此后悔过。她让我想起我在天主教会学校读书时最喜欢的玛莎修女。

    她长袍的袖口高高卷到肘弯，双手戴了手套。她工作的桌面上有排装了棉花棒的试管、一个采证袋、里面装了显微镜玻片的硬纸档案夹，和收了洛丽·彼得森头发样本的信封。档案夹、信封与试管上面贴了由电脑打印的标签。这个程序是我最先想到用的，也是玛格丽特另一项程序设计的成果。

    我模糊地记起最近一次在学术会议里听到的闲话。芝加哥市长突然死亡后的几个星期中，试图入侵法医部门电脑的事件居然多达九十起。很多人都认为侵入者是那些想追出验尸报告与毒物检验结果的记者。

    谁？到底是谁侵入了我的电脑？为什么？

    “他进展得相当顺利。”贝蒂在说着什么。

    “很抱歉……”我不好意思地微笑。

    她又说了一遍：“我今早同格拉斯蒙医生谈过。他一直在检验前两个案子的样本，两三天后就会有结果。”

    “后面两个的样本你送去了吗？”

    “刚送去。”她旋开一个棕色的小瓶瓶盖，“柏·弗兰德亲自送去。”

    “柏·弗兰德？”我插口问道。

    “又叫友善警官，我们这里都这样叫他。他也是个荣誉童子军。让我看看，开车去纽约大概要六小时，他在傍晚时分应该会送到那里的检验室。我想他们是抽签决定的。”

    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她：“抽签？”

    埃伯格想做什么？或许他想了解DNA检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每个人都对这个感兴趣。

    “那些警察，”贝蒂说，“会去纽约或别的地方。有些人从没去过。”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去一次就足够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等他们试过变换车道或找停车位，就会想回来了。”

    但如果他对DNA检验或其他事有问题，他可以发电子邮件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