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不能办事的人之外，不能将信息告诉任何人。”

    “没错，”我抢白道，“也包括我。这些案子在我的工作权限范围之内，是否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一点？”

    “嗨，”他平静地说，瞪着我，“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谈吗？”

    “对，”我平静了点。“是。”

    “我？我不在乎坦纳说什么。说不定他只是被你的电脑纰漏惹火了，不希望警方把敏感的消息给法医的走漏新闻专线。”

    “请你……”

    “说不定还有其他理由。”他自顾自喃喃低语。

    不论是什么，他并没打算告诉我。

    他粗鲁地换挡开车，我们驶向河边，往南去柏克莱低地。

    接下来的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我没注意时间——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在难堪的沉默中静坐，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逝。我似乎成了残酷笑话的取笑对象，又好像有个除我之外尽人皆知的故事在流传。那种被隔离的感觉令我难以忍受，而深刻的恐惧动摇了我的判断力、敏锐度和理性。我不再有信心。

    只不过几天前我还前途光明，现在却一片阴霾。消息走漏的罪名归到我的办公室头上。我企图将办公室现代化的结果是损坏了我一向维持的高度私密性。

    就连比尔也不再确定我的可信度，现在警察又奉命不再给我消息，看样子他们不把我坐实成所有凶杀案的代罪羔羊绝不罢休。埃伯格即便不直截了当地炒我鱿鱼，也会慢慢将我踢开。他别无选择。

    马里诺在看我。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停了下来。

    “离那里有多远？”我问。

    “哪里？”

    “离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塞西尔的家。”

    “七点四英里。”他看都没看里程表就脱口回答。

    在目前的光线下，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洛丽·彼得森的房子。

    她的家看起来空荡荡的，没人住，也没人照顾。阴影下的白色墙面有些脏，灰蓝色的木板窗一片阴沉。前面窗户下的百合花被践踏在地，可能是警察在那里仔细搜查每寸土地寻找证据的结果。门口还留有一圈围住犯罪现场的黄色警戒线，过长的草地里有一个啤酒罐，可能是有人随手把它丢出了车外。

    她的房子是那种整齐、普通的标准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在每一个小城或小区都有。人们买第一栋房子时常会选择这样的，然后搬走，晚年时又回到原点。住在这里的人多为年轻的上班族、年轻夫妇，和那些子女长大离家、退休后搬回来的老人。

    她的房子几乎与我在巴尔的摩念医学院时租的那栋白色墙面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当时也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对居住的环境毫不关心。我一早就出门，通常要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我的生活局限在书、实验室、考试与轮值中，并为如何保持体力与精神以熬过这种日子而伤脑筋。我永远不会想到，就像洛丽不会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决定取走我的生命。

    “嗨……”

    我忽然警醒到马里诺在对我说话。

    他好奇地问道：“你还好吧，大夫？”

    “很抱歉。我没注意你说了什么。”

    “我刚才问你在想什么。你知道，现在你脑子里有一张地图。你觉得怎样？”

    我不经意地回答：“我想她们的死与她们住的地方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不置可否，接着拿起对讲机，告诉警察局调度员他要下班了。我们的观光到此结束。

    “十，四，七，十，”那傲慢的声音传回来。“十八，四十，五小时，注意你眼里的阳光，明天同样时间他们将要播放我们的歌……”

    我猜他指的是警笛、枪火和人们撞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