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进门就问。

    “心、肺、脾、胆与肝。”

    “因为，”我平静地解释，“我办公室的资料很敏感，市政府与州政府里的大官对部分资料流落到报社那里十分关切。有些人担心那些资料可能是从我办公室的电脑泄露出去的。”

    她没有反应。

    我的想法是露西会以为我拿去修理了，说不定她根本不会发现。昨天晚上她完全没有提到调制解调器不见了，但我注意到她没看我放的录像带，她在看我，眼睛流露出受伤的神情。

    “我贴标签时通常并不戴手套。”我喃喃道，“手套上都是血，通常是这样。”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我一时惊住了，我不记得有人说他恨我，即便他真的恨我。

    柏莎开始摇头。“很槽，凯医生。那小孩。噢！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今天很坏。”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你说，为什么你唯一的妹妹碰到这个只在电话里交谈过的作家，就突然在机场打电话给她母亲，说她要去内华达州结婚？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真让人以为她的脑子都是糨糊……”

    “温格，”我一面开始照相，一面疲倦地说，“你最好不要乱想。”

    我摇摇头。

    “噢。”她皱皱眉，“我敢打睹鲍尔斯先生在生你的气。”

    “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我背对着露西，压低声音问。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马里诺说：“你在这个采证袋上贴标签，那么你的指纹应该就在上面，对不对？”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打电话给罗丝，要她开启我桌子的抽屉，打开洛丽·彼得森的卷宗。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她的下唇颤抖着，好像我打了她。“我从来没说你是，也不想要你当我妈！我恨你！”

    她仍旧像尊雕像动也不动。我伸出手臂抱住她。

    “噢，啊，”我起身时露西想起些什么，“你回家前外婆打过电话，打了两次。”

    “最近的案子。”

    她停了一会儿。“我确定，只有五个。”

    “我不是你妈！”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正当马里诺捧腹大笑时，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州警到了。

    那标签！我想起来了。洛丽经解剖后，有些标签没用到，剩下的标签归在她案子的卷宗里。除了我，还有埃伯格、坦纳与比尔曾经看过她的档案。

    他看了手表一眼，轻轻推着我进入走廊。

    我明天要把她送回这样的家？我开始教她有关手枪的常识，告诉她手枪不是玩具，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