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尽我的职责，如果你以为我喜欢那样做，你就完全错了。”

    有人在清喉咙，他转过身。温格迟疑地站在门口，手插在考究的白色亚麻裤的口袋里。

    马里诺脸上露出憎厌的表情，粗鲁地与温格擦肩而过。

    温格紧张地把玩着零钱，走到我的桌旁。“嗯，斯卡佩塔医生，走廊又来了一组摄影记者……”

    “罗丝在哪里？”我摘下眼镜问。我的眼皮下好像砂纸一般。

    “在洗手间或其他地方。嗯，你要我叫他们离开吗？”

    “叫他们到对面去，”我不悦地加上一句，“就像我们对付上批人马，还有再上一批那样。”

    “好的。”他喃喃道，但没有动，再次紧张地把玩零钱。

    “还有什么事吗？”我逼迫自己耐心地问。

    “嗯，”他说，“我对一件事很好奇。关于他，嗯，关于埃伯格。嗯，他不是反对吸烟的吗？而且在这点上大做文章。我有没有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的眼睛在他严肃的脸上来回扫视。我想不出这有什么重要，便说：“不错，他强烈反对抽烟，而且常常公开表示意见。”

    “我也这样想。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也听他在电视上谈过。据我所知，他计划明年全面禁止在我们办公大楼里抽烟。”

    “不错，”我回答，不悦的情绪再次加剧，“明年此时，你的老板就要站在外面的寒风凄雨里抽烟，活像个充满罪恶感的小孩。”我不解地看着他。“你问这个干吗？”

    他耸肩。“只是好奇。”又一耸肩。“我猜他原来也抽烟，但戒掉了。”

    “据我所知，他从来不抽。”我告诉他。

    我的电话铃又响了。当我再抬起头时，温格已悄然离开。

    别的不说，马里诺的天气预告倒很准确。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夏洛茨维尔时，头上顶着一片耀眼的蓝天，今早暴风雨留下的唯一证据，是在路边绵延不尽的草原上升起的一层层水气。

    埃伯格对我的控诉一直咬噬着我，所以我决定亲自去听他与斯皮罗·弗特西斯的讨论，至少这是我与那个法庭心理学家订约的理由。事实上，那不是唯一理由。我一出道就认识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早年参加那些冰冷的全国法学会议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他愿意与我做朋友。我可以放心地对他尽情倾诉，就像去看心理医生差不多。

    他在他部门所在的那栋大楼的四楼等我。他站在昏暗的走廊上，脸上绽开微笑，像父亲那样拥抱我，在我头顶亲了一下。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医学与心理学教授，比我大十五岁。他的白发像翅膀般盖住耳朵，无框眼镜后是一双仁慈的眼睛。他照旧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还有一条沉寂多年后再度流行的条纹窄领带。我总觉得他像插画家诺曼·洛克维尔画笔下的小城医生。

    “他们正重新粉刷我的办公室，”他打开一扇深色木门，向我解释，“如果你不介意被当成病人，我们就去这一间。”

    “现在我觉得很像你的病人。”他关起我们身后的门，我说。

    这间宽敞的房间像客厅一样舒适，只是感觉很中庸，没有什么感情倾向。

    我坐进一张黄褐色皮沙发。房间内散放着很多浅色的抽象水彩画和几盆绿叶盆栽，没有杂志、书和电话。小桌上的灯没有打开，特别设计的白色百叶窗调节好了，阳光可以柔和地透进来。

    “你母亲怎么样，凯？”弗特西斯拖过一把黄白色的安乐椅。

    “还活着，我想她会比我们活得更长。”

    他微笑。“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母亲会长生不死，很不幸，那很少发生。”

    “你太太与女儿呢？”

    “都很好。”他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