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晚失眠，脑子停不下来。在不安的现实与恐怖的噩梦之间，我忧烦得辗转反侧。在梦中我杀了人，而比尔是被叫到现场的法医。他带着黑皮包，身旁有个我不认识的美丽女子相陪……

    我的眼睛在黑暗中睁开，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一把抓住。闹钟响过很久以后我才起床，满怀沮丧地开车去上班。

    我不记得过去是否曾有过如此孤独退缩的感觉。在办公室里我几乎没和任何人说话，下属们开始用紧张奇怪的眼神看我。

    有好几次我想打电话给比尔，我的决心像即将倾倒的树一样摇摇欲坠。接近中午时我终于屈服，打去电话，他的秘书轻快地告诉我，鲍尔斯先生休假去了，要到七月一号才会回来。

    我没有留言。我知道他原本没有计划要休假，我也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给我只言片语。过去他会告诉我，但过去已成过去。现在不会有软弱的道歉，不会有当面的谎言。他不愿见我，因为他不能面对自己的罪恶。

    午餐过后，我来到楼上的血清检验室，很诧异地看到贝蒂与温格背对着门，头碰着头，正在看一个小塑料袋里的东西。

    我说声“嗨”，走了进去。

    温格紧张地把袋子塞进贝蒂的罩袍口袋，好像他在偷偷给她钱。

    “楼下的事你做完了？”我假装很忙碌，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动作。

    “嗯。当然，斯卡佩塔医生。”他很快地回答，开始往外走，“马克菲，昨晚被枪杀的那个，他的尸体刚才送出去了。那些在艾尔博玛被烧死的人要到四点左右才到。”

    “哦。我们明早再做他们。”

    “好的。”我听到他在走廊中回答。

    房间中央一张大桌上摆开了那件蓝色套头连身装，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要看检验结果如何。衣服看起来很平常，整齐地铺平，拉链拉到领口，任何人都可能有这样一件衣服。衣服的口袋很多，每一个我都查过五六次，想从中找到一丝线索，但很遗憾它们都是空的。在裤筒和衣袖上有贝蒂剪掉的大孔，她剪下一些有血迹的布作为样本。

    “有没有走运找到血型？”我问，试着不去看她口袋中鼓起的塑料袋。

    “有一些成果。”她指了指，要我同她到办公室。

    在她的桌上有本记事纸，上面涂满了记号与数目，对不明所以的人来说，就像古埃及文字一样。

    “汉娜·耶伯勒的血型是B型。”她开始叙述，“这一点我们运气不错，因为这不那么常见。弗吉尼亚州约百分之十二的人是B型。她的PGM是1+，1-。PEP是A1，EAP是CB，ADA-1，AK-1。很不幸，次系统很常见，弗吉尼亚百分之八十九的人口都是。”

    “血液的实际组成有多常见？”从她口袋里冒出的一小截塑料袋开始让我不安。

    她立刻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串串数字，乘百分比，再除次组织的数目。“大约百分之十七的人有这种血液组成。”

    “也不是那么少见。”我喃喃道。

    “就和麻雀差不多常见。”

    “连身装上的血迹呢？”

    “我们运气不错。那个流浪汉找到衣服时，血液经过几天的空气接触已经干掉，但保存情况良好。除EAP外，我采到了所有次系统，而且与汉娜·耶伯勒的一致。检查DNA后就可确定，但那需要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们应该去买检验室的股票。”

    她的眼神在我身上穿梭，同情地说：“你看起来很疲惫，凯。”

    “很明显，是不是？”

    “对我来说很明显。”

    我没说什么。

    “不要让那些事击倒你。三十年来的经验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