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慌得不知所措。当时她五岁。

    她曾背书包站在玄关，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却嚷着“爸爸，我要出征了”。当时她正要去参加入学典礼。

    她曾半夜起床上厕所，太怕黑而故意大声唱歌。当时她就读小学三年级。

    她曾失足摔下楼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吓得面无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怀里。当时她才上幼稚园。

    家中的墙壁、柱子、榻榻米、纸拉门、地板、冰箱、洗衣机、窗户、窗帘、电视、书架、天花板的花纹，甚至是马桶上的缺角，都残留着关于女儿的记忆。我不禁产生错觉，仿佛将其中一样切下来，用自己的身体给予温暖，女儿就能重获生命。

    关于女儿的回忆，并非仅限重大节庆或特别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儿说过的每句话、做过的每件事，她的一颦一笑，生气的神情，认真踩脚踏车的背影，及感冒躺在棉被里的模样，填满我们的内心。然而，她已不存在这个世界。十岁那年，她的生命消逝，我们痛切体会到何谓“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树曾说，倘若活着就得承受这种煎熬，她宁愿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实的懊悔。只是，没人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来。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点，任何人都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面对这样的恐惧，既然死亡迟早会降临，不如一开始便不存在。

    “外头那些媒体记者，搞不好今晚就会离开。”我开口。称呼那些人为“媒体记者”算是很大的进步，以前我都叫他们“混蛋”。

    美树坐在沙发上玩着桌上的数字游戏。有点类似填字游戏，必须计算数字，填满每个方格。这一年来，我们经常玩那个游戏。为了消磨时间，我们不断填着数字。进行“计算”时，脑袋便会屏除不必要的思绪。

    “那些媒体记者干嘛缠着我们不放？你不是早就发表过感想？”妻子并未生气，纯粹提出内心的疑惑。

    “我是在走出法院时说的。”

    妻子不想待在宣判现场，我将她留在家中，独自前往法院。

    “既然如此，外头那些人到底还想要什么？”

    “大概是期待我讲出不同的感想。不，他们只是担心其他记者抢到独家报导。害怕前脚一离开，我便发表新的言论，到时就糗大了。”

    “我们不是在门外贴了张声明？”

    “是啊。”那张声明上写着“我们夫妇身心俱疲，恕不接受任何采访”。

    “都怪你爱跟媒体作对，才落得这个下场。”美树显然是在取笑我。这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的话题。

    数年前，我常上电视新闻节目。针对社会局势、生活琐事、刑事案件或灾害发表评论，不仅能舒缓写小说的压力，还能达到宣传效果，所以我轻松接下通告。由于太过轻松，我往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未经深思熟虑，触怒媒体的发言自然不在少数。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粗鲁幼稚的言论在电视台工作者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朋友曾给我忠告：“他们对你十分不满，碍于你是畅销作家才忍气吞声。要是哪天你过气了，恐怕会遭到报复。”

    没想到，朋友一语成谶。三年前起，我不再发表新作，旧作的销量也逐渐下滑。不久，女儿的命案发生了。媒体采高压攻势穷追猛打，或许正是对我的报复。有时我不禁暗自揣测，电视台早视我为眼中钉。

    边柜上的电话，不断接到新来电。尽管设为静音，液晶荧幕仍闪个不停。手机也一样，新讯息一封又一封涌入。世上太多人基于不同的动机想与我们夫妇对话。面对现况，我甚至不知该心怀感激，还是失控抓狂。

    我和妻子有时会接电话，有时不会。原本我们决定不理会任何来电，但最近心境有些改变。不管是“你女儿遭奸杀而死”之类了无新意的毁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