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式，还没有一个确实的方法论。

    柳田会担任“乡土会”的干事，这个同好会的资助者是农学家新渡户稻造。柳田本身也学习农政学，同时也以国语学者闻名。

    从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一开始的《乡土研究》并非狭义的民俗学研究杂志，而是也有可能选择承袭内村监三的《地人论》作风的乡土学研究杂志路线。乡土学是一门从农政学、地理学等各种角度思考地方政治、经济、历史的学问。

    事实上，听说与柳田交情甚笃的硕学之士南方熊楠就会经致函柳田，主张应该从讨论产业、经济等地方制度的样貌着手研究。

    我的研究领域是近世的地方经济史。如果柳田接受熊楠的提议，《乡土研究》应该也会成为我的重要研究资料；可是熊楠的意见被否决了。

    结果《乡土研究》成了建立日本民俗学基础的有益实验。柳田提倡的新学问，是以资讯的形式搜集地方的文物习俗，借此考察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风土的成立过程，是一门内省的学问。

    赞成柳田主张的全国有志之士各自将居住地区的各种情况整理成报告后，投稿过去。

    这个猪俣某人可能就是资讯提供者之一，虽然完全不清楚他与柳田国男的关系，但我想这个猜测虽不中矣不远矣。

    比对之后，我发现猪俣氏的著作与《乡土研究》报导内容的构成及文体十分相似。猪俣氏即使不是会员，至少也受到《乡土研究》的启发，我想他一定受到了《乡土研究》的影响。

    可是，杂志《乡土研究》在大正六年停刊了。

    辛苦整理出来的稿子无法投稿出去，同时也因为没有发表的园地，迫不得已只好自费出版——这是朋友的看法。

    这类稿子除了透过柳田国男之手出版这种幸运的例子，似乎大部分都由当地的大学或民俗学会、乡土研究会担任发行人，低调问世。不过我居住的这一县，对于乡土的历史或民俗研究似乎没什么热情，据说几乎没有研究会或学会之类的团体。

    不，到现在还是没有。

    民俗志、乡土资料之类的东西少得可怜，内容也十分平淡。也没什么单位编纂出版县史、市史、町史之类的资料。我对所谓的县民性格没什么想法，但这一点是确实的。这里好像……没有半个人对自己的乡土感兴趣，猪俱氏的时代也是如此吧，他大概只有自费出版一个选择。

    自费出版的话，出版册数、发送地点就不清楚了，很多作品也不会收藏在国会图书馆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劫之滨附近的祭祀俗信》要说是珍本，也算是珍本吧。

    我在市史编纂室发现了这本珍本。

    说是编纂室，也只是市公所角落一个布满灰尘的房间而已。虽然还算大，但有一半是仓库，或者说储藏室。

    不，那里本来就是储藏室。

    听说五年前，在重新翻修老朽化的市公所时，挖出了好几箱古文献记录之类的纸箱，真的如山一般多。

    公所方面原本似乎打算处理掉，但有人指出里面或许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便决定暂时保管。

    我觉得这是个贤明的决定，但或许只是办事人员胆小怕事罢了。况且有人指出可能有贵重物品，指的如果不是学术价值而是古董价值，那么心态也不怎么值得嘉许了。

    若是考虑到先前说的对这种事不怎么热衷的县民性格，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即使如此，总之古老的资料是保留下来了。

    不过也只是因为丢不了罢了。

    整理需要人力，也需要时间，还有空间，也就是得花钱。在财政紧缩的时节，似乎还是不可能挤出那种预算。

    它在储藏室被晾了两年。

    约三年前，在届龄退休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