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生女儿沙曼莎才七周大的时候，北山镇发生了一个案子，这是我经手的最棘手的谋杀案之一（山姆·霍桑医生又开始给客人讲故事了）。这个案子，该怎么说呢，其实并不能说是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来一杯酒，听我慢慢道来。

    那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的事，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盟军已经抵达巴黎郊区，数日内攻城可待。我们镇上有些男孩甚至已经获批从部队离开，我在镇上见过其中一些面孔。安娜贝尔已经重新回到了“方舟”的繁忙工作中，她每天都把我们的女儿装在一个藤条编成的篮子里，带到上班的地方去照顾。真是无法想象一个在兽医诊所长大的婴儿会是啥样，但是只要有安娜贝尔这样的母亲，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茁壮成长。同时我们已经开始物色保姆，等孩子开始学走路时，可以照顾她。

    某个夜晚，我们刚用完晚餐，安娜贝尔和我提起了斯科特·格罗斯曼这个名字。我们镇上的大部分年轻男子都去当兵了，作为一名未婚年轻男子，他是少数例外之一。

    这天晚上，他把一只生了小病的猫儿送到“方舟”，于是安娜贝尔有了如下言论：

    “我们得给她找个姑娘。”

    “他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军队没有征召他入伍？”

    “我猜是体检没过吧。你以前可不会问这种问题，山姆。可能性太多了，从耳膜穿孔到同性恋，谁知道呢。”

    “如果他是同性恋，还要漂亮姑娘干吗？”我说。

    “山姆！”

    格罗斯曼快四十岁了，他一个人和他的猫住在一起，不过他的一个哥哥和姐姐都各自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他虽然不是我的病人，但在北山镇这么个弹丸之地，走在马路上基本上都是老面孔。“你干吗突然对他的事情这么起劲？”我问她。

    “我也不知道，总之我觉得他看上去是个不错的人。他跟我讲他计划在周六为八岁的侄子举办一个生日聚会。刚好另外一个侄子也从海军归来。”

    “他还得回海军去，”我猜测道，“仗还没打完呢。”

    “人们说只要攻克巴黎，德军就会瓦解。”

    “难说啊。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国家的。”

    直到周六以前，我都没有再想起格罗斯曼这个名字。收音机里报道了攻占巴黎的消息，美军将士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昂首前行。这是完美的一天，而夏末令人微醺的温暖更加增添了一份惬意。我在门廊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安娜贝尔在给女儿喂奶。这时，蓝思警长的警车毫无征兆地停在了我们家门口。

    “天气好得不得了啊！”我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

    “半小时前出的事，斯科特·格罗斯曼家，你现在有空吗？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发生什么事了？有人生病了？”

    “具体不清楚，家庭成员们齐聚一堂，要举行一个生日派对，可是房子上了锁，大家都进不去。有人透过厨房的帘子看到地上躺了个人。”

    我跟安娜贝尔汇报了情况，她条件反射般地说道：“求你了，不要再去密室啦！”

    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位于达科塔街的目的地——格罗斯曼的小家，一群人站在门口，他们都是来参加生日聚会的。八岁的托德正是今天的寿星，他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狂欢的开始。他的哥哥米奇正试着安抚这个小弟弟。米奇刚刚从海军回来，不过今天没穿制服。托德的父母休与维姬·格罗斯曼露出越来越不安的表情，格罗斯曼的姐姐埃瑟尔则早已经处在崩溃边缘。她看到我从警车里下来，连忙拖着一个看上去还不到五岁、一头金色鬈发的小女孩跑过来。

    “山姆医生，这是埃米·费瑟斯。她住在隔了两户人家的那栋绿房子里。埃米，告诉医生你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