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一九三五年夏末，北山镇发生了一起不同寻常的谋杀案，”山姆·霍桑医生一边倒酒，一边开始今天的故事，“你们瞧，这些年我也讲了不少骇人的谋杀，但这次的案子尤其让我觉得怪异。谋杀发生在一间铜墙铁壁般的农舍里——简直就是个堡垒。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谋杀背后的动机要比其手法更令人诧异。”

    我每周会去一些镇郊的病人家巡诊，这其中就包括克洛雷的家。每年的这个时候，年轻的比尔·克洛雷就患上严重的枯草热，对此我能做的不多，只好给他开一剂刚刚上市的新型抗组胺剂。我之所以如此热衷地给他治疗，主要是因为他正为来年夏天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训练。他是北山镇首位获此殊荣的居民，我们都为他加油鼓劲。

    比尔是个精干结实的小伙子，今年十九岁，他刚刚完成了在波士顿大学的一年级课程。开学后，他就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我自认对他的事业规划很感兴趣，因为他提到他打算念一些医学预科课程。不管干什么工作，他都十分努力。那个夏天没有训练安排的时候，他就在卡斯帕的养狗厂打工，负责清洁工作。比尔是他父母艾米和查理斯的骄傲，就像他姐姐一样，她即将迎来在斯基德莫尔学院的最后一年。

    “感觉如何？”我冲车外喊道。房子隔壁有块场地，比尔在那里建了条沙道，用来练习跳高。

    “好极了，医生，”比尔拍着身上的沙子朝我走过来，“我就要达成设定的目标了。”

    我下车迎上去握手，“田径队什么时候集训？”

    “最早也得明年春天了，不过那对我刚好合适，”他笑道，“我爸爸妈妈正在努力存钱呢。”

    “柏林离这儿可远着哪，比尔。有人说希特勒可能会发动战争。”

    “别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就行，他不会那么干的。我读过报纸。他巴不得德国人把金牌拿光，好证明他们日耳曼是优等种族。”

    “白日做梦。”

    “我不知道，医生。镇上也有人说希特勒才是德国人的未来，比如法兰克福老头。我听他说希特勒唤醒了战败后人民心中消逝的自尊。”

    “扯淡。”我告诉他。我对鲁道夫·法兰克福没有好感，那是个神经质的小老头，他住在一道通电篱笆和紧锁的门扉背后，还有一只看门狗，他坚信美国的反纳粹分子想要他的命。我决定把这不愉快的话题赶走，于是问道：“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他们很好。爸爸去镇上买木头了。”

    查理斯·克洛雷是个木匠，受大萧条的影响，北山镇的户主们常常东修西补的，木匠的身份使他很抢手。尽管这份工作为家里提供了稳定的财源，但是否足够送儿子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个问题。

    “帮我向他们问好。”我说。上车前，我问他：“枯草热还是很严重吗？”

    “今天还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

    “不错——也许你就要痊愈了。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病人，所以没问题的。”我开车离开的时候，看到他走回沙道继续训练。

    回镇的路上，我得经过法兰克福的农舍堡垒，这是蓝思警长给起的绰号。这地方以前是老穆勒家，田地荒了二十年，不过人们仍然觉得这是个农场，因为法兰克福任其闲置，大家都很反感。小老头似乎没干什么有报酬的工作，人们对此作出种种异想天开的猜测。有人说他是个间谍或者德美联盟的成员，被希特勒安插在这里，待到美国和德国再次爆发战争时，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稽之谈。鲁迪·法兰克福又不是我朋友，不过他偶尔会找我看病，而且他总是表现得很有教养。那些篱笆和狗，还有上锁的门让他看上去更像个受害者，而非敌人，所以没有人为此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