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南乡正二才十九岁，那时他见到了一张招募刑务官的宣传海报，但那上面完全没有提到职务还包括“处决死刑犯”。

    海报上只写“这是个好工作，可引导罪犯改过自新，可防止罪犯隐匿证物，可让狱中被告接受公正的审判……”，就是未提“行刑”二字。

    南乡通过考试，被分发到千叶监狱任职。此狱之囚均为“LA级”，即“首次入狱但刑期为八年以上者。”起初南乡在保安课实习，尽做些杂务，后至“矫正进修班”上了七十天的“初等科进修课”，研读相关法律并苦练防身术，终于成为正式职员。

    但他回到千叶监狱后，却因现实与理想差距过大而心灰意冷。当时全国各监狱管理状况都不好，多数受刑人并未真心悔改，狱方人员也没有尽心教育囚犯。

    许多囚犯遭受虐待，便提出控告。有些狱卒同情他们，挺身作证，但却被反咬一口而遭记过处分。牢狱已非感化之地，而成了一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黑暗世界。

    为除此弊端，大阪监狱首倡“管理行刑制度”，成效显着，于是全国采行，各地狱政焕然一新。其方针就是“军事管理，全面监控，严刑重罚”，并规定所有狱卒均须随身携带“发奸除弊簿”。囚犯稍有不守规矩的言行，立刻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就有得受了。

    南乡当上“法务事务官看守”那一年，正是日本行刑制度耳目一新的时期。

    南乡虽依规定行事，心中却始终把着“自己所为何事”的疑问。

    受刑人在集合整队时若东张西望，南乡就必须依规定将之重罚。

    许多同僚还蔑称受刑人为“吃免费牢饭的”。只顾完成上级规定的工作量而丝毫不体恤囚犯的狱卒亦所在多有。

    南乡也知道有不少同仁对此风潮大皱其眉，但都莫可奈何。他们那“感化坏人，刑期无刑”的理想早已被摧残殆尽。

    可是又怕一旦放松，有些囚犯就会得意忘形，不守牢规。在未实施“管理行刑制度”之前，还发生过“牢中流氓指挥狱卒去外面路边摊买拉面回来给他吃”的怪事。

    该如何取舍拿捏呢？站在狱政工作最前线的狱卒均大表为难。

    工作五年后，南乡的观念改变了。

    在一年一度的“狱中运动会”上，南乡忽有所感，大受冲击。那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受刑人可在操场上到处乱跑，大声喧闹。

    那时南乡忽然想到：此狱共有三百多名杀人犯，这也就是说，至少已有三百多人已死在这些囚犯手中。

    一念及此，眼前这些囚犯突然变得面目可憎。这天有加菜，每个囚犯都多得了几个包子，他们正在狼吞虎咽，大吃特吃。南乡望着他们，心中想着：为什么要讨好他们？让他们这般快乐，如何对得起那些惨遭他们杀害的人？那些牺牲者在天之灵一定很不高兴吧？

    那时南乡正在用功读书，准备参加“中等科”的考试，及格的话即可升官。

    “刑法史”也是他研读的科目之一，因此他知道一些刑法的历史性论争。此刻他想到的就是那些论争的内容。

    在近代刑法的摇篮期，欧洲大陆出现过许多次激烈的论战，其焦点就是集中在“刑罚为何目的而设”这问题上。

    有一派是“报应刑罚思想”，主张“向犯罪者报复”；另一派为“目的刑罚思想”，主张“感化罪犯以消除社会隐忧”。两派人马长期论战，最后是互相截长补短，止论息争，并且形成了目前整个刑罚体系的基础。

    但各国所订法律并不相同，各有偏重之处，此乃理所当然。欧美各国多采“报复论”，日本则倾向“目的论”。

    南乡读了这些内容，才知道自己内心为何会感到矛盾。这种“管理行刑制度”表面上是标榜“感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