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马升任两江总督，张同至南京，寻机刺杀，直至混进校场而得手。

    二人又拟好奏结：“凶犯张文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程速台等复指使张文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文祥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

    曾国藩召齐会审诸官，征求各位意见。魁玉、梅启照等人自然无话，但袁保庆、孙衣言等人坚决不同意。拒绝在问供和奏结上“书诺”（签字）。曾国藩一脸庄重，将张之万与郑敦谨所担心之事一一举出，又道：“这样做也是为马制军洗刷清誉。难道非要查出是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么？这个说法，只能让马家家属更加悲愤，马氏的亲朋故旧无法接受，让朝廷担上用人失当的名声，让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此前我朝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

    袁保庆义正辞言道：“我相信马制军的为人，决不至于做下如此之事。二位大人精心炮制的口供，漏洞百出。恐怕也过不了朝廷这一关。还望曾大人召齐会审诸官，重新审理，查明真相。”

    曾国藩暗叹袁保庆之迂：若真查明真相，你袁保庆恐怕是最后悔的一个。知道和他们争也无用，当下无话。第二天，只将魁玉、梅启照还有新上任不久的江宁知府蒯德模等人召来阅供具名，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书诺具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