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申报》发了一篇文章，该文章继续对奉旨审案钦差、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杨乃武案进行了关注，其中提到“虽行辕内（胡瑞澜的行辕）关防严密异常，但六月二十五日晨浙江巡抚杨昌睿、杭州知府陈鲁已悉底细。”两个与案情有着利害关系、本应回避的人却能轻易而迅速的得到消息，可知此案的审理已经出现偏袒的行为。

    从七月开始，《申报》不断对杨乃武的案子进行报道。因为此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已经轰动江南和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胡瑞澜这一次的钦命审案更是引起社会各届人士的极大兴趣。到八月十一日，《申报》又报出一个重大消息：杨乃武自觉再无雪冤之理，离黄泉路也不远了，在狱中作联自挽云：“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懂刑名诉讼，所以说他是学台充刑台，让杨乃武归天是必然的事。

    《申报》连续不断有力度的报道，使社会舆论都倒向了杨乃武这一边。另外在浙江方面，杨乃武的堂兄杨增生、杨恭治等五人联名向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和浙江学政胡瑞澜递交公禀，证明小白菜供称杨乃武指使下毒和买砒霜之事纯属枉供。在北京城，与杨乃武同籍的十八名京官也为他“联名呈控逐款鸣冤”。

    接着，杨乃武的把兄弟，就是前文提到被人冒充身份毒死钱宝生的监生吴玉琨联合在京的浙籍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友等三十余人又开始向都察院、刑部、大理寺提出控告，施加压力，揭露杨乃武被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事实。要求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天下，以释群疑。

    这其中力量最大或最值得一提的有三股势力。

    一个是汪树屏，此人就是浙江有名的白尼山汪家子弟，他的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哥哥汪树棠也在京里做着二品官，在朝中说话还是有一些份量的。他联合在京的进士、翰林等人联名向各部院上禀贴，上称：此案不仅是有关杨乃武、葛毕氏两条人命的问题，更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如果真有冤抑而不予平反，恐怕今后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这些进士、翰林都是准备放出去做官的后备干部，特别是翰林，将来都是手掌大权的实授官，这些人联名上书要比前文提到的三十多名举人、生员联名更具影响力。

    第二个人是吴以同。他与杨乃武是极要好的朋友，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章。吴以同只是个秀才，但他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得意的西席幕友。此时的胡雪岩，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都处于鼎盛时期，他与陕甘总督代理新疆军务的左宗棠是生死之交，其他官场上的至交朋友也多的不可胜数。杨乃武案发生时，他正在浙江筹办胡庆余堂药店，对案情比较了解。吴以同将杨乃武的冤情向胡雪岩讲了，又提到杨家为了这场官司已经卖尽田地，家徒四壁，如今杨詹氏要入京上告，苦无盘缠。胡雪岩听了当即答应解囊相助。不仅慷慨资助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说要把杨詹氏到京后所有用度也都包下来。杨詹氏在吴以同陪同下去元宝街胡宅拜见了胡雪岩，详述了杨乃武身受重刑的情形以及冤案难雪的内情。胡雪岩听了，不禁脸色惨然，拍案道：“此冤若不得雪，大清之法度何在？”当即命人拿出200两银子的现银，又备一书信致北京阜康分号档手，命其在京中随时给予杨家方便。

    第三个人是夏缙川。这个人是个武举人，为人豪爽耿直，好打抱不平。自《申报》在同治十三年开始登载杨乃武的案子时，就一直关注此案。直到胡瑞澜终审将杨乃武和小白菜订成死罪时，便动了要救杨乃武的心思。他虽然只是个武举人，但他的堂兄是刑部侍郎夏同善，相当于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不仅如此，夏同善与内阁学士翁同龢一起任值毓庆宫授读，与手握重权的翁同龢相处甚善。翁同龢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