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单从当时的地位、官品和权力来说，是百官之首。

    夏同善与翁同龢花了一个星期查阅了刑部档案，签出杨案的几处疑点，一面指示正在刑部浙江司任郎中的侄子翁曾桂认真审理。（此人后因审理杨案有功升迁为刑部侍郎），一面又拉上浙江籍翰林院编修张家骧一共三个人专门觐见了慈禧，当面为杨乃武申冤，将案情详述了一番，并将其中疑点一一指摘。这三个人，一个是专管审案的专家，一个是手握重权的帝师重臣，还有一个是名满京城的状元，说话份量也是相当重的。

    如此声势浩大的伸冤运动，使朝野上下沸腾起来，一时间街谈巷议尽是杨案，邸报奏章多提乃武。慈禧也觉着若想将此案含混了结既无法平息举国上下风起的舆论也无法安抚朝中江浙派官员摇动的人心。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于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下诏：“浙江余杭葛毕氏一案，前着提督学政胡瑞澜严讯，以案无出入，仍照原拟定谳。现经刑部核查，案中疑窦甚多，已咨令逐条查复。兹着浙江巡抚杨昌睿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彻底根究。”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杨乃武案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衍生成为政治派系的斗争。

    在这个案子中，还有三个非江浙派人物，不能不在此用墨一提。

    一个人叫做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光绪三年，袁世凯乡试不第，结婚后就投奔到这个堂叔门下做了一名机密幕僚。他从袁保恒这里第一次接触了官场，并悟到了不少官场之道。袁保恒这个人其实是很正直的，光绪二年的时候还上书皇帝（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求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以抑制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杨乃武案的时候，他虽然是河南人，不在江浙籍京官之列，但身为刑部侍郎，对这个案子也非常关心。他看出其中可能有冤情后，也参加了为杨乃武翻案的活动。

    另一个是五品六科给事中王昕。这个人早在同治十三年就开始对杨乃武案进行调查，并且亲下江南微服暗访。王昕之所以对这个案子下这么大的功夫，是因为他是奉了慈禧的密旨。由于到同治十三年的时候，杨乃武案已经历时近两年了，轰动大江南北，报道连篇累椟。这个案子便引起了慈禧的兴趣，她想知道这个案子的幕后倒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只是中下级官吏的贪脏枉法，她倒是很愿意借此整顿一下吏治，提高一下自己的威信。也省的外国人借此又攻击大清的法律不公正，又来要求法外治权。王昕在浙江暗访之后，回来覆旨说此案中确有冤情，其中情弊大多与翁同龢、夏同善等人所言相同。

    第三个人是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在复审结果出来后，醇亲王就认为杨昌睿此人过于狂妄蔑视朝廷，不惩不足以儆效尤。王昕暗访回来，他又向王昕打听。王昕称杨乃武案中各级官吏常有意瞻询，抱定官官相护之旨，内中弊窦甚多。醇亲王因此决心要动一动浙江的官场，摘掉几个官员的顶子，来整肃一下那里的官风。

    以上这些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杨势力，最终使慈禧将谕旨改为刑部会同京师五城都察院共审。也为后来翻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