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二月中旬，由王昕传旨，即令杨昌睿将全案人犯派员押解赴京。杨昌睿奉到上谕，见刑部要来提解人犯，大为不满，但不敢公然违旨。只好派候补知县袁来保做押解委员。将杨案中的人犯及干证人等解送北京审理。杨乃武案的审理也真正进入了最后的司法程序。

    这批人犯中少了爱仁堂的掌柜钱宝生，但却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爱仁堂药铺学徒杨小桥，一个是该案的始作俑者之一、当初唆使葛喻氏告状的陈竹山。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也被带往京城。因为怕他畏罪逃了，圣旨中只说是派刘锡彤赴京督验尸骨。但刘锡彤去王昕的行辕递手本时，却说王昕这几日只住在船上。刘锡彤只好去船上拜见王昕。船下的差人听说是刘锡彤来了，道：“王大人说了，不必通禀，你来了直接引进去即可，跟我来吧。”差人一直把他引到大船后面一间舱中。刘锡彤一看，王昕并不在这间舱里，里面却准备下了一张床铺，舱内灶具齐备，差人笑道：“王大人说了，请你不必回去，就在船上住下了，然后一同进京。”刘锡彤这才知道中了计，吓了一跳，再想逃已经不可能了，只得在此住下。

    王昕把刘锡彤押在官船上，又命候补知县袁来保从监中调出杨乃武、小白菜二人，吩咐将二人用秤称过，对袁来保道：“这二人如今便交给老弟你了。你把我的话传给押解的差人，两个人的重量都在此称过，到得京中，倘轻了一斤，重责五十，轻了十斤，重责五百；若是重了一斤，赏银五十。十斤赏银五百，若有一人发生变故，便拿你老弟和押解的差人抵命。路上好生伺候着。”

    袁来保连忙应诺，立时当着王昕的面将此话传下去。这便是王昕怕差人得了贿赂，在路上害了二人性命。又监督着将已经埋入地下三年零八个月的葛品连的棺材起出，贴了封条，派人送到船上。一切事情就绪，方开回京去。

    刘锡彤的妻子林氏知道丈夫被软禁了，知道不妙，急忙找来何春芳商量。何春芳见大事不好，恐怕此案要翻了也带累自己，告诉林氏说自己的堂叔在刑部作官，可以想法通融，向林氏骗了一万两银子就逃之夭夭了。

    林氏又打发独生子刘子和去河北盐山老家避风头，因要讨个好口彩，所以选了福星号轮船。哪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回去坐的这个福星轮，不但不是福星，反而在途中沉没了。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就是“福星轮沉没”事件，刘子和最终葬身鱼腹之中。

    刘子和的帮凶陈竹山也在解押到京的路上得了重病，上吐下泻，快到京城的时候，一命呜呼。

    杨乃父及小白菜倒是受到优待，不仅一路上没受苦楚，过去受刑的创伤，也在沿途给予诊治。葛品连的尸棺有专船运送。每到一个州县，棺材上都要加贴一张封条，轮流派两个差人睡在棺材旁吃在棺材旁，日夜看守不敢松懈。以防尸骨被人在途中掉换。到北京后，共经过五十六个州县，贴了五十六张封条。

    官船在路上走得甚慢。因为天津教案刚发生不久，这个案子影响极大，路上极不太平，时有耽搁，行程甚缓。到了八月份才来到北京。

    （天津教案：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