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就看你表演了。那么，我现在去叫她喽？”

    “去吧。”

    “好戏开锣了，”莫瑞尔把子弹放回口袋，戴上他那顶时髦的帽子。他的身影衬着从窗外透进来的朦胧夜色，身上那套浅灰色西装的腰身显然收得太紧了。“下次你见到我时，请叫我‘我亲爱的孩子’。”

    “等一下，”法官一动也不动，“假设我筹不到钱，会怎么样？”

    “那么，”莫瑞尔指出，“那就太糟了。再见。”

    他再次把口香糖在嘴里吹了个响泡，走了出去。

    艾顿法官仿佛在思考般呆坐不动。他伸长了手，拿起那杯没动过的双份威士忌，一口气把它喝光。先前放在桌边的雪茄受了冷落，已经熄灭了。他使劲站了起来，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靠墙的桌子边。他把电话推到一旁，打开上层抽屉，取出一封折起来的信。

    光线太暗，他没法儿读信，可是信里的每个字他都记得。这是“首都与外地银行”当地分行的经理给他的信。虽然语气极为客气，但摆明了银行不愿再让艾顿法官预支现金，因为他透支得太厉害了。还提到他在南奥德利街及柏克夏郡菲尔市两处房子的贷款——

    他先把信摊平放在桌上，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把信扔回抽屉，然后关上。

    海浪窣窣一路把夜晚的呢喃传了过来。远处，一辆汽车的引擎震动着。任何人看到艾顿法官的样子肯定会大吃一惊(但没有人看到)。他结实的身体像洗衣袋似的没了筋骨，咚地一声在旋转椅上坐下，两只手肘靠在桌上。他摘下眼镜，双手盖住了眼睛。他一度举起两个拳头，像是要大吼，却只是默默地放下了手。

    外面传来脚步声、低语声，还有康丝坦思有点牵强的笑声，提醒莫瑞尔他们已经到了门口。

    他慢慢地戴上眼镜，在椅子上转过身来。

    以上是4月27日，星期五傍晚发牛的事。隔天晚上，安东尼·莫瑞尔先生没搭公车，从伦敦搭了8点的火车前往通尼许镇。在市集广场，他向人问了要怎么去海滨路。另一位证人的证词指出，他在8点25分到达法官的小屋。8点半(电信局的记录)有人开了一枪。一颗穿过脑袋的子弹让莫瑞尔先生命丧小屋。等凶手发现什么东西在受害人的口袋时，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