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不知道说什么，”萨克利夫夫人说，“我的确不知道说什么——”

    她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看着赫尔克里·波洛。

    “当然。”她说，“亨利不在家。”

    这一声明的意义有点模糊不清，但赫尔克里·波洛觉得他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她是在想，亨利是能应付这类事情的。亨利有许多国际上的交往。他常常飞往内东，飞往加纳，也飞往南美洲和日内瓦，甚至有时还飞往巴黎，但不是常去。

    “整个事情，”萨克利夫夫人说，“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很高兴詹尼弗回家平安地和我在一起。不过，我要说，”她又加上几句，显出几分烦恼：“詹尼弗实在非常令人厌烦，先是吵着闹着要去芳草地，后来又说她肯定不喜欢这个地方，说这是一个很势利的学校，不是她想要去的那种学校，而现在呢，因为我把她接回来了，她整天绷着个脸。这真是太糟糕了。”

    “它无可否认是所很好的学校。”赫尔克里·波洛说，“许多人说它是英国最好的学校。”

    “它过去是的，我敢说。”萨克利夫夫人说。

    “将来还会是的。”赫尔克里·波洛说。

    “你这样想？”萨克利夫夫人疑惑地看着他。他的同情的态度逐渐消除了她的戒心。她得以摆脱她同子女相处时所遇到的困难、责任和挫折，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减轻一个做母亲的人在生活中承受的负担。忠诚往往使人沉默地忍受一切。但对于像赫尔克里。波洛这样一个外国人，萨克利夫夫人觉得不存在忠诚的问题，她用不着沉默地克制自己。同他谈话和同另外一个女孩的母亲交谈不同。

    “芳草地正在经历着一个不幸的阶段。”赫尔克里·波洛说。

    这是他在此刻所能想到的可以说的最好的一句话。他感觉到这句话的不充分，而萨克利夫夫人立刻就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不只是不幸而已！”她说，“两起谋杀！一个女孩子被绑架。你不能把你的女儿送到一个教师老是被人谋杀的学校里去。”

    这似乎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观点。

    “如果这两起谋杀，”波洛说，“结果证明都是一个人干的勾当，而这个人又被逮住，那么事情就不大一样了吧，是不是？”

    “呃——我想是这样。对的。”萨克利夫夫人迷惑不解地说，“克林姆？尼尔·克林姆。他杀害过一个不幸的女人。我猜想这个谋杀犯又在于着杀害女教师的勾当。我真希望你们能把他抓住，关进监狱，把他咬死，因为一个人只允许犯一次谋杀案，对吗？——就像一只狗只许咬一次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噢，是呀，如果能把他抓住。呃，我想事情就会两样了。当然，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对吗？”

    “人们肯定希望如此。”赫尔克里·波洛说。

    “但是还发生了那次绑架。”萨克利夫夫人说，“你总不愿意把你女儿送到一个她可能被绑架的学校去吧？”

    “肯定不愿意，夫人。我看得出你把整个事情想得一清二楚。你说的一切都太对了。”

    萨克利夫夫人显得微微有点高兴。好些时候以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亨利仅仅说过“你要送她上芳草地究竟为的是什么啊”之类的话，而詹尼弗绷着个脸，不理睬人。

    “我曾经想过这件事情。”她说，“想过很多。”

    “那么我就不应当让你为绑架的事担心，夫人。不要外传（此句原文为法语），让我来私底下告诉你关于谢斯塔公主的事件。那并不是真正的绑架——人们怀疑是一件浪漫史。”

    “你是说那个顽皮的姑娘只不过是私奔去和某人结婚？”

    “我是守口如瓶的。”赫尔克里·波洛说，“你知道，人们不希望发生任何丑闻。这是私底下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