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花？”罗伊纳·德雷克迷惑不解地问，接着她的眉头舒展开了，“哦，对。我记起来啦。是的，楼梯角的桌上插着满满一花瓶的菊花和树枝。是一只漂亮的玻璃花瓶，我结婚时收的贺礼，插的树叶有几片耷拉下来了，几朵花也蔫了，我记得是穿过大厅时发现的——那时晚会大概要结束了吧，我也记不太清楚——我心中暗自纳闷怎么会弄成这样，于是我上楼把手伸了进去，原来不知哪个蠢货把它摆好之后居然忘了加水，我很恼火，后来就端着花瓶进洗手间灌水去了，我在洗手间能看见什么呢？里面又没有人，我清楚得很，不排除晚会期间有——两个大一点的姑娘小伙去过那里，拿美国人的话讲叫搂搂抱抱亲热了一下。但我端着花瓶进去时绝对没有一个人。”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波洛说，“但我听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花瓶从您手中滑落，滚下客厅摔碎了。”

    “哦，是的，”罗伊纳说，“摔了个粉碎，我慌了神，因为我说过，那花瓶还是我结婚时别人送的贺礼，而且质量上乘，插满一束花完全没有问题。我太笨了，手指竟然滑啦，花瓶从我手中掉下去，砸在大厅的地板上摔碎了。伊丽莎白，惠特克恰好站在那儿。她帮我拾起碎片，把玻璃渣扫到一边，生怕有人踩上啦，我们就扫到大座钟旁的角落里，等晚会结束后再清除。”

    她审视着波洛。

    “这就是您说的意想不到的事？”她问。

    “对。”波洛答道，“我猜惠特克小姐是感到奇怪，您怎么会把花瓶摔了呢。她觉得您是受了惊吓。”

    “我受了惊吓？”罗伊纳·德雷克看着波洛，又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不，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受惊吓，有时候一不小心东西就掉下去了，比方说洗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太累了。当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为晚会做准备啦，主持晚会啦，忙得不可开交。应该说进展很顺利，我觉得是因为——啊，累了就没办法，保不准就干蠢事。”

    “您确信没有什么事情吓着您了吗？比如说看见了根本没有料到的一幕？”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呢？楼下大厅里？大厅里我什么也没看见，当时大家都在玩火中取栗的游戏，大厅里空荡荡的，对啦，只有惠特克小姐一个人在，但直到她过来给我帮助为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她。”

    “您有没有看见谁从书房里出来？”

    “书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对，我应该能看见。”她停顿了好一阵，然后紧盯着波洛说：

    “我没看见任何人从书房里出来，”她说，“根本没有……”

    他不相信，她越是这样说他心中越是怀疑，她没有说实话，实际上她看见了某个人，或者看见门开了一条缝，或者瞥见了书房里的那个人，但她否认得十分干脆，他想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干脆呢？是因为她不愿意把那个人同谋杀案相联系吗？是不是她十分关心那个人——或者更有可能是——她想保护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尚未成年，她觉得他还不清楚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他觉得她虽然厉害但还是很正直的，像她这种女人常常从事管理工作，主持一个委员会或者某项慈善事业，关心对公众有利的各项事务，同时她们又过分强调情有可原，常常为年轻的罪犯寻找各种借口，例如未成年的男孩子或者智力发展迟缓的女孩子，兴许他们已经是管教的对象了，可还往往博得她们的同情，若是看见这类人从书房出来的话，他觉得她很可能出于本能想保护他们，如今作案的孩子一般都很小，在哪个年龄段还不可知。7岁？9岁？他们一般在青少年法庭受审，看来很难弄清应该如何杜绝青少年犯罪，常常给他们找出不少借口，比如说家庭破裂、父母照顾不周等。然而最最卖力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找出每一个借口的恰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