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德尔少校？”杰索普在念这个名字时，稍微犹豫了一下。

    “这很难念，是吧。”来客用幽默的赞赏口气说，“在战争期间，您的同胞管我叫而现在，在美国，我要把我的名字改成格林（Glyn），这样人们读起来会方便一些。”

    “您是从美国来？”

    “是的。我是一周前到这里的。对不起，您是杰索普先生吗？”

    “我是杰索普。”

    格莱德尔非常感兴趣地注视着他。

    “那末，”他说，“我曾经听到有人谈起过您。”

    “真的吗？从谁那里听到的？”

    那个人微笑了。

    “也许我们进行得太快了。在您允许我提问题之前，我先把美国大使馆的这封信交给您。”

    他鞠了一个躬，把信递过来。杰索普接过信，念了头几行客套话，就把它放下了。他用估量的眼光瞧着他的客人。他高高的个子，举止有点呆板，年龄三十左右。他的金色的头发梳成欧洲大陆的式样。他的话说得很慢，很谨慎，带有明显的外国腔调，但语法却是正确的。杰索普注意到，他一点也不显得紧张不安，或对自己感到没有信心。这本身就很不寻常。到这个办公室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显得紧张不安、激动或忧心忡忡。有时，他们随机应变，有时他们暴跳如雷。

    这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一个具有一张一本正经面孔的人。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他也不会被人轻易哄骗或蒙骗去说出一些他不打算说出的事情。杰索普轻松愉快地对他说：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您是为了问一下您有没有得到有关托马斯·贝特顿的进一步消息，他在最近以一种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的方式失踪了。我知道，我们不能不打折扣地相信我们在报章上读到的东西。因此，我就打听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人们告诉我说，您这里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

    “很抱歉，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贝特顿的确切消息。”

    “我想，他可能被派到国外执行什么使命去了。”他顿了一下，又巧妙地补充一句：“您知道，这不准声张出去。”

    “我亲爱的先生，”杰索普带着痛苦的表情说，“贝特顿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外交家或一位密探。”

    “您在训斥我。但是标签并不总是恰当的。您也许要问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兴趣。托马斯·贝特顿是我的一个姻亲。”

    “明白了，我想，您是已故的曼海姆教授的外甥。”

    “哦，您已经知道了。您在这里真是消息灵通。”

    “常有人到这里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杰索普小声说，“贝特顿的妻子刚才来过这里。她告诉我说，您给她写了一封信。”

    “是的。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以此来表示我的慰问，并问她是否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您这样做很对。”

    “我母亲是曼海姆教授惟一的妹妹。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当我还是一个小孩住在华沙的时候，我经常到我舅舅家里，他的女儿埃尔莎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在我父母死后，我的家也就是我舅舅和表姐的家了。那些日子过得多么幸福呀！接着爆发了战争，发生了许多悲惨和恐怖的事……但这一切我不想讲了。我舅舅和表姐逃到美国去，我则留下来，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战争结束后，我先后担任了几项差事。我去了一次美国，看我的舅舅和表姐。当我在欧洲担负的任务结束时，我曾想到美国定居。我希望，我能生活在舅舅、表姐和她丈夫身边。但是，唉，”他摊开两手，“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舅舅已经死了，我的表姐也死了，而她的丈夫呢，已经到了英国，并且又重新结婚了。这样，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