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天没见过我父亲了。我发现他在忙着里奥奈兹案子之外的其他事情，我去找泰文勒。

    泰文勒正难得清闲，乐意跟我出去喝一杯。我向他道贺破案，他接受了我的道贺，但是他的样子并不高兴。

    “好了，事情过去了，”他说。“我们使这个案子成立起诉了。没有人能否认我们让这个案子成立了。”

    “你认为你能让他们定罪吗？”

    “这不可能说得上来。我们握有的证据是间接的──几乎可以说谋杀案都总是这样的──势必是这样。大部分要看他们给陪审团的印象而定。”

    “那些信写到什么地步？”

    “第一眼看起来，查理，它们相当要命，信中涉及她丈夫死后他们在一起的生活，象——‘不要再多久了。’这一类的字句。你要知道，被告辩护律师会尽力把这种字句作另一方面的解释──丈夫那么老了，当然他们期待他死是合情合理的事。没有实际提到毒害一一没有写成白纸黑字──但是有几个段落可能有这个意思。这要看法官是什么人，如果是老卡伯里，他会一路申斥到底，他一向非常痛恨不合法的爱情。我想他们大概会找伊格斯或韩夫瑞·柯尔当辩护律师——韩夫瑞对这种案子很内行──但是他喜欢被告有一些战时的英勇事迹好帮他申辩。一个有良知的反战者会破坏他的风格。问题是，陪审团会不会喜欢他们？陪审团都是难以捉摸的。你知道，查理，那两个并不怎么具有令人同情的性格。她是个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年龄非常大的老人的漂亮女人，而布朗是个神经质的反战者。这件罪案这么熟悉──这么典型，你无法真的相信不是他们干的。当然，他们可能断定是他干的，而她毫不知情──或是反过来，是她干的，而他并不知情──或者他们可能断定是他们联手干的。”

    “那么你自己认为呢？”我问道。

    他摆出一张刻板、毫无表情的脸，看着我。

    “我什么都不认为。我已经把事实呈上去，到了检察官手里，案子成立了。就这样，我已经尽了我的职责，没我的事了。你现在明白了吧，查理。”

    但是，我并不明白。我看得出来，为了某种原因，泰文勒并不高兴。

    直到三天之后，我才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了我父亲。他自已从没再对我提过那个案子。在我们之间有种紧张存在——而且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我得把这道障碍破除。

    “我们得明白说出来，”我说。“泰文勒不满意是那两个人干的──而且你也不满意。”

    我父亲摇摇头，他说的跟泰文勒一样：

    “没有我们的事了，案子已经成立待审，这是不成问题的事。”

    “可是你不──泰文勒不──不认为他们有罪？”

    “那是陪审团的事。”

    “看在老天的的分上，”我说，“不要用这些专门术语来敷衍我。你──你们俩──站在个人的立场怎么认为？”

    “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比你的强，查理。”

    “是的，是比我强。你比较有经验。”

    “那么我就跟你实说了。我就是──不知道！”

    “他们可能有罪？”

    “噢，是的。”

    “可是你不确信他们有罪？”

    我父亲耸耸肩头。

    “怎么能确信？”

    “不要搪塞我，爹。你以前都确信，不是吗？非常确信？毫不怀疑？”

    “有时候，是的，并不总是。”

    “我但愿你这次是确信。”

    “我也是。”

    我们沉默下来。我想起了那两个人影在薄暮中的花园里飘荡的样子，孤单、害怕，如鬼附身。他们一开始就害怕，那不正是罪恶感的表现吗